论当代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学和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迁徙自由权的法律确认,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迄今为止,我国尚未真正实现迁徙自由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迁徙自由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进程中,以宪法形式确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就会得到实现。     

论学术自由权的国家保障

学术自由是体现人固有尊严和实现独立人格的权利,是实现现代大学使命和宪政国家民主发展的需要。学术自由权一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确认和规范于宪法中。基于学术自由对个人尊严和公共利益的价值,国家应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次建构学术自由权的制度保障。     

论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宪法自由权,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正是因为迁徙自由权具有宪法权利属性,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关于迁徙自由权的保障与限制性规定.根据当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在我国恢复宪法迁徙自由权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应当提出确立宪法迁徙自由权的修宪建议.     

迁徙自由权探析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关于迁徙自由权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权,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及履行国际义务等都需要恢复迁徙自由,因此,此立法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论我国宪法对文化基本权利的保障

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公民的文化基本权利并不包括教育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文化基本权利的保障,不仅在"总纲"部分确立了国家的文化政策,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对于自由权性质的文化权和社会权性质的文化权分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在"国家机构"一章中确立了国家完成文化任务的组织体系。在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中,具有自由权性质的文化基本权利,尽管法理上具有主观权利的规范效力,但其司法保障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具有社会权性质的文化基本权利,尽管规定在我国现行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但其仅具有宪法委托的效力。     

论工作自由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

工作自由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宪法自由权 ,也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工作自由权具有的双重属性 ,即消极的、否定的自由和积极的、肯定的自由宪法权利属性。我国的宪政实践重视工作自由权的积极自由性质而忽视其消极自由权利属性。我国宪法应在劳动权条款中加入关于公民依法享有职业自由等内容。     

论工作自由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

工作自由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宪法自由权，也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工作自由权具有的双重属性，即消极的、否定的自由和积极的、肯定的自由宪法权利属性。我国的宪法实践重视工作自由权和自由性质而忽视其消极自由权利属性。我国宪法应在劳动权条款中加入关于公民依法享有职业自由等内容。     

企业迁徙自由的法律规制——以个体基本经济权利宪法保障为视角

迁徙自由是个体基本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迁徙自由是公民迁徙自由的自然延伸。企业迁徙自由作为个体基本经济权利,主要目的是对抗公权力的非法侵犯。企业迁徙权的宪法保障要求明确规定公民迁徙自由以及建立基本权利保护的违宪审查制度。同时,企业迁徙自由也受到必要的合理限制。我国目前的企业迁徙自由存在宪法保障的制度性缺失,有必要进行完善和补救。     

论无行为能力人配偶离婚自由权的行使——从《今日说法》“今生无法牵手”案谈起

我国早在1950年婚姻法就已经确立＂婚姻自由＂原则,这里的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是我国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行为能力人的配偶行使这一权利却相当艰难,它会涉及到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冲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冲突。所谓＂有权利就要有救济＂,因此如何处理和协调无行为能力人配偶离婚权的行使,以保证公民合法权利的享受,是法律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迁徙自由权的经济分析和宪法思考

迁徙自由是一项综合的具有多重性质的权利.从整体上看,迁徙自由权兼具人身自由权、经济权、政治权的性质,本文针对迁徙自由权在我国宪法中的被取消的经济原因,深入分析并阐述了恢复迁徙自由权的经济意义和宪法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主要分析依据

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通过家庭承包的方式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依法登记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属于物权,属于物权中的他物权,属于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且是一种新型用益物权.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应法定,权利应自由转让,可依法继承,可依法抛弃,可依法抵押.承包地不得收回和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出租、转包等立法条文内容的表述要科学.     

论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法律保护

迁徙自由作为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宪法着力保护的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改革户籍制度,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迁徙自由,破除城乡隔绝的"二元模式"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和以平等、人权、为基本价值诉求的户籍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公民享有迁徙自由权,不论国家以何种方式取消或严格限制,都无法理依据。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社会影响、改革成就、现实困境及其发展路径

户籍制度是当代中国"城乡分策"的核心制度,它的现实影响是,使宪法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还停留在诱致性的社会变迁阶段,与提速在即的城市化不相适应。政府和社会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强制性的、全面的户籍制度变迁。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重在赋权和增利,即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权利,获得同等利益,拥有同等福利。一旦在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自然消亡。我国之所以会出现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在于土地制度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程,“土地价格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转变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体制性条件。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公民选举权保障与救济制度的立法完善初探

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也是各国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虽然我国《选举法》、《民事诉讼法》和《刑法》做了一些保障与救济性规定,但由于缺乏选举监督的主体和程序性规定、法律保障与救济的范围窄、诉讼救济程序存在严重缺陷等,致使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公民选举权遭受侵犯而无法得到救济的现象。因此,研究我国选举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公民选举权受侵害的法律救济途径,不仅对于完善我国选举法律制度,而且对于保障与救济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民工融入城市之难的思考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能否真正融入他们为之工作的城市,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制度安排、社会心理层面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析,提出了破除制度性障碍,政府应有所作为,切实帮助农民工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等一系列对策,使农民工尽快融入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比较视野下的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 优化路径

受教育权是现代宪法所确认的一项最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有关受教育权的保障和救济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一系列教育诉讼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教育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因文化传统、法律制度与技术以及教育体制的差异,其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制度也不尽相同.通过比较分析两大法系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相关制度的设计、实践差异,借鉴域外先进的法律技术经验,可以对我国的制度优化有所裨益.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受刑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受刑人是国家公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保护监禁制度下的受刑人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表征。受刑人的各种需要,国家必须以法律规范其满足需要的行为,以法律确认和保护受刑人权利是改造受刑人的基础,我国经历了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与1994年《监狱法》两次关于受刑人改造和受刑人权利的立法过程,因受传统立法观念影响,现行《监狱法》仍存在法条简约,程序缺失,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应该在《监狱法》中增加有关规定,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建立完善的行政处罚程序和司法审查机制,以充分保护受刑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