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韵部“旁通转”初探

对于汉语上古韵部之间的音转情况,学术界提出过“对转、旁转、旁对转、通转”等四种类别,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古韵部类之间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以称为“旁通转”的音转现象.文章列举出古韵30部之间属于这种现象的30类音转材料,对这一音转事实进行了证明.     

戴震《方言疏证》中的“声转”和“语转”

清代考古审音并重的大家,莫过于江永和戴震。戴震从音理的角度出发,著《声类表》、《声类考》二书,创立古音9类25部之说,开古音阴阳入对转之先河。《转语》20章,立“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可比之通。”的原则,又从声纽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实为古音学上的又一发明.戴氏的《方言疏证》是其声韵通转理论用于训诂的代表作。戴氏以声音通训诂,对扬雄的《方     

“音转”“合韵”说在段玉裁古音学理论体系中的价值

段玉裁古音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构建古音系统,从历时纵向上说明韵部系统的演变,并用"音转"解释例外;从共时横向上说明韵部系统与支撑材料的关系,并用"合韵"解释例外。"音转"与"合韵"是段氏古音学体系的重要内容。段氏通过重点解释"音转"与"合韵"两类例外现象,保证了其所分韵部系统的科学合理性。     

论江永上古韵元部阴阳入之分配及其古韵学说

上古阳声韵元部与入声韵月部、阴声韵或支、或祭、或歌的分配 ,事关歌部、阳部的安排 ,江永“元—月—支”开其端 ,戴震继其业 ,王力踵其成 ,是审音派的重要成果。十分重要的是 ,江永已知“元—月—歌”也能相配 ,戴震进而完成其第七类、第一类、第四类 ,王力完成其“元—月—歌、阳—铎—鱼、×—沃—宵”具有逻辑必然性 ,而江永是戴、王的逻辑起点。     

戴震韵书中的治音方法

《声类表》、《方言疏证》、《声韵考》、《转语二十章》是戴震的经典韵书,其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在此重点讨论这几部韵书中涉及到的治音方法,再结合戴氏的部分训诂文献,如《尔雅文字考》、《孟子字义疏证》、《诗经补注》、《尚书今文古文考》等,对其治音方法的类别进行了归总,认为戴氏治音主要有五种方法：比较互勘法、离析归纳法、演绎推论法、历史比较法、结构分解法。     

戴震古音学成就略评

戴震从分析《广韵》系统入手，区别等韵洪细与韵类异同，创古韵二十五部之说，戴氏古韵分部的最大特色是一个整齐的阴阳入互配系统，他提出了正转，对转之法，戴氏在他的韵目分析上虽有一定的不足，但他的古音分部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极大的。从戴氏的九类二十五部到黄侃二十八部，到王力二十九部，相承线索的很清楚的。     

论假借音转

文字假借的必然性决定了假借音转的必然性.假借音转包括"音类比方"、"取譬相成"、"音近义通"、"音随义转"四种类型.假借音转的产生,除了语音上相近这一因素外,还与文字在发展使用过程中的形义变化有密切关系.     

论戴震对扬雄《方言》的贡献

戴震以淡薄名利的心态精研《方言》。他首先针对洪迈《方言》非扬雄所作之说,一一加以辨驳,最终使扬雄为《方言》的著作者确立下来。有感于《方言》＂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戴震为《方言》订讹辨误、删衍补脱,并进一步疏证词条,利用汉字系统声近义通的内在规律,读破通假、系联同源,更用＂语转＂明方言音变,从而沟通《方言》训词与被训词,使这部濒于隐没的语言学著作重发光彩。戴震的《方言》研究为后人立下楷模,开启了清代《方言》研究之风。     

近现代"转语"方法论之推阐

西汉杨雄的"转语"方法论,包括形转、音转和义转三个方面的内容,后被近现代的训诂学家再三加以修正,使其外延缩小到"音转"的狭窄范围。在训诂实践中,他们过分强调"因声求义"的积极作用,致使"转语"方法论误入唯心主义伪科学的陷阱。     

二百年前的潮州音

在考察潮人郑昌时所著《韩江闻见录》的大体年代基础上,笔者从中发掘出一些研究潮州古音的材料,并据此对二百年前潮州音的许多特点与声类系统、韵类演变的时间、层次等问题,作些实事求是的探讨。     

再论郭璞训释中的“声转、语转、语声转”

全面考察郭璞注释中的"声转"、"语转"、"语声转"例,发现郭注中的"声转"不一定纯指声纽变转,"语转"不一定纯指韵部变转."声转"、"语转"、"语声转"这三个术语只是用来表现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产生的语音变转和差异.     

陕北方言中的分音词

陕北方言中有为数不少的分音词,这成为它词汇上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据初步调查,陕北方言中可录出十四个分音词,按词性可分为两类。这些分音词在声、韵、调的组合等方面有共同的规律。     

戴震《声类表》及其性质

<正> 戴震作为乾隆时期的汉学大宗,作为乾嘉学派皖派的创始人,其音韵、训沽方面的学术观点对清一代学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过,就音韵学而言,他的著作并不多。除了一些书信、札记如《答段若膺论韵》、《书广韵四江后》等之外,专著只有《声韵考》、《声类表》两部。《声韵考》主要是历史的陈述,一般认为比较浅近;《声类表》则是一部在主旨上另有所图,在体例和格式上都经过改造的韵图,比较艰深而且更为重要。对于《声类表》的性质,历来争论很大。孔继涵刻《戴氏遗书》,把《答段若膺论韵》一信(以下简称《答段》)放在《声类表》卷首,多年来人们仅把《表》看成《答段》中所论古韵的图解,就《声类表》评论戴氏古韵九类二十五部之得失。例如王力、李新魁先生就认为它是讨论古音的。——这可以算是“古音派”。段玉裁为《声类表》作序已到晚年,除认为《表》中“每类中各详其开口、合口、内转、外转、重声、轻声、呼等之繁琐,今音、古音之转移”外,未能将戴震本意多所发明。但他承认《声类表》也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史记》《汉书》异文中的同源词研究

《史记》和《汉书》在某些篇目中不仅内容上有诸多的重合之处,用字上也是大同小异。这些用字上的差异校勘学上称之为＂异文＂。＂异文＂中有一部分属于同源词的范围,同源词的显著特征是＂音近义通＂。本文试图从同源词产生的途径来分析这些异文中的＂音近义通＂现象,并将这些同源词分为声训同源词、孳乳同源词和方言同源词。     

《马氏文通·内动字与转词》研究

《马氏文通》认为内动字不能带止词，但可以带转词,并根据内动字与转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把内动字所带转词分为四类：记处，记效，记行之缘起，记行之所同发。     

汉语同源词词群考

本文所从事的语源学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系联同源词的过程中 ,首先就上古音总结出同源词之间的语音转移规则 ,确定了“大”、“小”、“乱”三个义类 (即语源义 ) ,然后就上古文献钩稽有关词汇 ,以同义词互训同训为经 ,以同源词音转可通为纬 ,归纳出“博”、“小～”、“悖”三个同源词词群。研究结果表明 ,汉语词汇并非散沙一盘 ,汉语的词汇系统就是由一个一个同源词词群组成的。本文还利用亲属语言同源词进行词汇和语音的历史比较研究 ,文中推求的语根表明 :汉语前上古音存在 smp_、 tsl_、 mp_等复辅音声母。     

论朱熹《诗集传》叶音对吴棫《毛诗补音》的改订

朱熹《诗集传》叶音是在参考吴械《毛诗补音》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考察朱熹对吴械补音的修改,可以看出三条修订意图:一是运用方言与文献语料考定古音,做到理据更充分、更合理;二是在叶音中注意韵段押韵的开合洪细和谐;三是在不违背古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诗韵.此外,改订语料里面还可能透露了新的语音信息.     

《华严音义》声类考

《华严音义》是唐释慧苑对《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作的音义。通过对《华严音义》所有反切的考察,发现其声类系统与《切韵》声类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轻、重唇音分立,只有明、微两母互切二例;二、云母从匣母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声类;三、没有俟母字出现。     

从汉儒声训看上古韵部(上)——兼论阴、阳、入三声分立

一词是音、义的结合物,词义与词的读音往往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训释词义的人经常从词的读音去探求词的意义,“因声求义”的声训之学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例如《礼记·郊特牲》:“祊之为言倞也,听之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长也大也,尸陈也”。这里训释的字与被训释的字之间,除了词义相同或相近之外,还有韵部相同、韵部对转或声母相同的关系。祊、倞,阳部。听、敬,见母。富、福,职部,帮母。相、饗,阳部。嘏,鱼部;长,阳部,鱼阳对转。尸,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