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历史人物

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女性历史人物在时代话语的召唤下走进现代文学的叙事领域,成为知识分子谱写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想象的符码。在20年代,她们是西方科学民主、个性解放话语的派生物,承载着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目标;30、40年代,她们则是民族品格与民族气节的象征,担负着对抗西方,民族救亡的重任。此时,女性历史的重构主要由男性来完成,但是,少数女作家的参与,使女性历史获得了来自女性自我的表达,显示了性别差异对历史叙事的影响。     

恢复叙事之争：解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杜赞奇先生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书中，杜赞奇力图解构“线性史观”中民族国家的叙事垄断，并通过撰写“复线历史”来拯救民族国家之外失语的“他者”。在他看来，“拯救历史”的尝试并非要还原历史之真，而是要为人们呈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元化的历史，其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解读历史的新的方法论。     

论《百年孤独》的多维叙事策略

《百年孤独》的叙事过程蕴含着一个三维立体空间:神话叙事在文化维度赋予作品神秘而浪漫的美学特质;民族志叙事在历史维度赋予作品目的一致、清楚的民族意识和种族历史感;自传叙事则在现实生活层面为拉丁美洲民族觉醒建构了一个精神家园,这三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打通了神话、历史和现实这个三维空间沟通的渠道,使读者获得了一种亦幻亦真的阅读体验。在这个三维立体的叙事空间里,神话叙事、民族志叙事和自传叙事互相建构和解构,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互文性"特征,最终,文化的力量使作者在这个多维叙事空间完成了对拉美民族"身份重塑"和"认祖归宗"的历史使命。     

《奠基者》:“气场”串起的“国魂·军魂·石油魂”

《奠基者》是何建明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国家叙事的经典,它以人物传奇体来建构国家叙事,精选"国家声音"和"国家语境"等叙述代码,与主人公的"行动素"一起,互相交融,生成了"国家叙事"的模式结构。影响国家历史叙事主旨生成的因素有,文体方式的选择、时代精神的需求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需要等要素。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男性价值"叙事

在现代女性小说的叙述中,男性人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男性个体与国家和民族的联系上,这种价值模式也是男性历史时间叙事的表现之一,对此,女性作家给予了一定的认同,同时,她们也通过对安稳和谐、生命存在等永恒性因素的追求,把自己的时间叙事渗入到男性叙事中,以此参与男性价值的现代建构。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流动”的旅行者和“想象”的乌托邦——近代小说两种叙事模式中的现代性意味

旅行者叙事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两种现象.前者中旅行者复杂和"流动"的个体体验成为叙事的一个焦点;后者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叙事的基本结构.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折射了近代文化中的现代性意味.     

表述中国:帝国和民国的历史叙事

文章讨论中国历史的叙事演变,集中阐述近代“西学东渐”后“民族-国家”模式对表述中国的影响和局限.笔者以西南表述的古今演变为例,提出需要关注年代更为久远的“帝国-王朝”叙事类型,并与“民族-国家”模式进行对照和比较.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近二十年日常叙事困境突围的理论审思

1990年代的日常叙事在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及个性心理层面呈示了更高的真实性,文学也得以打开了新的言说空间.但其话语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同步”“共谋”甚至低于生活的弊病,亦使得不少日常叙事之作在美学方面又陷入了新的危机.文学作为审美救赎和精神超越的功能性被悬置起来,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健全的日常叙事,离不开对日常生活完整的审美观照和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同样也不能摒弃与国家民族、社会人伦等文学传统相通的精神联系.当下的日常叙事,不仅需要在话语主题方面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的遇合,其美学构建也要在生活复杂性与艺术创造性的融汇方面用力,同时叙事伦理亦需保有对现实的理性介入与批判超越的自觉态度.     

寻找与迷失——新都市小说叙述视角探析

新都市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创作现象,它有着不同于其它文学类型的艺术品格,即着眼于特定的都市社会环境,以都市人的欲求和生存为出发点,力图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中国现代都市的人文景观。而其中追寻与迷失这个似乎悖论的都市人生现象,又成为新都市小说多视角叙述的一个聚焦点。     

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余华对暴力的关注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解读,其小说中的暴力描写不再注重于简单的历史结论,而是深入到历史的背后和人性的潜意识,对人的本能的攻击性及其相应的暴力性行为进行真实的还原,从而揭示那些导致暴力性事件的人性的必然性因素。如果说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揭示了人类审美行为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关注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其小说从不同的人称和视角展开死亡叙述,对死亡作了不同侧面、不同意向的表现。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及其叙事文体的独立

唐传奇叙事文体的独立与其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艺术存在密切关系。传奇作者们通过采取全知叙事框架下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及多视角的交叉与转换等叙事谋略，使传奇文本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及叙事的时间、节奏等方面都超越了母体史传，发育成独具小说审美品格的叙事文体。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既吸纳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如史传、六朝志怪的营养，也借鉴了国外叙事艺术，如印度的佛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经验。     

《聊斋志异》的叙事策略

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蒲松龄有意无意选择历史性话语进行叙事，流露出用虚构叙事接入历史叙事的企图。从现代叙事学理论来看，《聊斋志异》在叙事话语的选择，“异史氏曰”对“太史公曰”的刻意模仿，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空同和叙事的寓意等四个方面体现出“以文入史”的叙事策略。搜罗散落在《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世界里的生命痕迹，可以窥见蒲松龄吁唏感慨、聊以托寄的内心世界。     

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另类镜像——论贾樟柯电影

贾樟柯以对社会转型时期底层日常生活的另类历史书写凸显于当代影坛。他通过对社会历史中个人遭际的镜像书写表现阶层群体的生活命运，铭刻时代文化的印记，以对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日常生活变化的聚焦折射宏大历史转折的内涵。他不仅表现了底层物质生活的艰辛、卑微与无奈，他还挖掘底层群体的人性亮点。在美学上，他追求叙事与生活的真实感，在具体的细节上不歪曲、不夸大、不美化、不嫌恶的历史笔法，从而赋予他的电影史性特征。     

扎西达娃的时间叙事

本文从分析扎西达娃小说中的时间叙事入手,一方面利用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分析了造成文本独特的美学效果的原因,另一方面在指出这种分析方法不足的情况下,提出了介于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之外的时间经验这一概念,具体分析了扎西达娃小说中独特的时间经验,同时在总结小说中时间问题的变迁中来分析其小说的得与失。     

叙事成规:金圣叹的"文法"理论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从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观点等方面,总结出了小说叙事的诸多“文法”,这些“叙事成规”与当代叙事学理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小说叙事艺术独立性、自足性的认识,是建构中国叙事学理论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     

历史的哗变与圣者的遁逸--论新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

时代的差异、西方当代文学与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以及作家自身独特的境遇,促使新历史小说作家彻底抛弃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文学观,颠覆了既往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革命叙事在新历史小说中呈现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的沉落等截然不同的景象,表现了拓展历史生活扇面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幻想,其颠覆性破坏给以后的小说创作以警示。     

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主要不在于作品的故事,而是它的叙事态度和叙述方式。严歌苓对叙事形式的兴趣和探索使这部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这部作品的重要叙事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