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沪深股市波动性和收益及联动性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ARMA-GJR-GARCH模型研究我国股市风险和收益的关系,并引入了沪、深两市收益率的时变性协方差,以及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上海股市过去2期的收益是深圳股市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然而深圳股市过去股市的信息不能提高上海股市收益的预测能力。文章还利用每天的最高价格最低价之差的自然对数所得序列作为波动率的代理变量,以及Diebold mariano检验,发现引入协方差和将两市联合研究的模型比未加协方差和单个研究的预测能力要强。     

沪深300指数统计特征研究

文章以2005年4月8日至2007年10月30日沪深300指数日收盘价格序列为样本,以复合收益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股市收益率非正态性检验,分析了沪深300指数的一些典型统计特征,验证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尖峰厚尾"的特性。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更合适的模型,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沪深300指数收益的真实分布。最后对其进行了GARCH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沪深300指数收益率的波动存在着显著的GARCH效应。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与波动性的阶段性研究

本文以上海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为研究对象,用GARCH(1,1)-M模型对两市的波动性与市场报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研究,同时分析了涨跌停板交易制度对波动性的影响.通过TARCH(1,1)模型来检验我国股市是否存在"杠杆效应",结果表明,沪深两市均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即报酬与波动呈负相关.     

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的比较

文章利用GARCH(1,1)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指数收益序列的波动溢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旧秩序下,英国股市向其他股市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溢出,美国是股市波动风险传导的终点;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下,中国内地股市从波动溢出传导路径中退出,同时其他传导路径的波动传染效应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     

上海股市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1997～2002年上海股市收益率数据分别按照β、规模、账面/市值比进行排序、分组,并进行横截面回归检验,发现β与股票组合收益之间缺乏显著的相关性,相反流通市值和账面/市值比这两个易于测度的变量对收益率变化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收益率与规模强负相关,与账面/市值比强正相关,这一结论说明上海股市存在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上海股市的规模效应并没有明显的"月份效应"。     

股票市场与黄金市场收益率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GARCH族模型研究股票市场和黄金市场收益的波动性、波动的非对称性以及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股票市场和黄金市场的收益率均存在显著的ARCH效应;(2)GARCH(1,1)模型能够很好地消除两市收益率的条件异方差性,方差方程中的ARCH项和GARCH项的系数之和接近1,表明冲击对条件方差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持续性;(3)两市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所不同的是股票市场中坏消息引起的波动比同等好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大,而黄金市场中好消息引起的波动比同等坏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大;(4)股票市场和黄金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是不对称的、单向的。黄金市场的波动能够引起股票市场的波动,而股票市场的波动不能引起黄金市场的波动。     

深沪股指收益率波动研究

文章选取沪、深两市1991年1月1日至2005年2月18日的股票指数作为样本,运用EGARCH(1,1)模型,研究指数日收益率波动的性质特征,并探讨了不同阶段股市对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的反映。结果表明:不同阶段的指数收益率序列具有结构特征,各阶段沪、深两市指数收益率均与滞后一阶高度相关,且两市指数收益率均具有信息不对称效果。     

中国股市与债市波动特征对比研究:2002～2007

文章从发展规模、指数波动及收益率波动等方面全面研究了我国股市和债市近几年的波动特点。实证结果表明股市和债市在直接融资和资源配置效率上偏低;虽然两市波动进程趋同,但股市在收益和风险上都高于债市,说明它们在投机套利和稳定市场等方面发挥作用不同。最后从BDS检验和稳态特征检验看到,两市都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不同的左右厚尾特征说明股市和债市在大幅涨跌时投资者不同的行为策略。     

基于改进R/S法的中国股票指数长记忆性分析

针对中国股市的长记忆性问题,本文在比较各种长记忆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改进的分析方法来检验我国股市的日收益率的长记忆性。结果表明,我国沪深两市的日收益率序列均有长记忆性,并且深市的长记忆程度比上证长记忆程度强。     

基于GARCH模型的沪深地产股波动性分析及预测

近年来GARCH类模型在预测波动率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鉴于股票和房地产两个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选择沪深两市地产指数的收益率做波动性研究.丈章运用GARCH类模型对沪深地产指数收益率的波动进行了枯计和预测,结果表明沪深地产指数收益率的波动不存在杠杆效应,投资者投机目的较强,M-Z回归和损失函数评价结果显示,GARCH(1,1)-M模型的样本外预测刚效果是最好的,但不能准确预测非常大的波动.     

基于Wishart检验的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研究

在假定两个金融市场均为有效市场的条件下,基于Wishart分布对不同滞后相关系数进行Wishart检验,来确定在这两个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发生期和风险溢出强度。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沪、深两市之间的风险溢出发生期大约在3分钟之内,且在3分钟的风险溢出发生期内沪市对深市的风险溢出强度较深市对沪市的风险溢出强度衰减速度缓慢,这反映了沪市较深市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力,该研究结果与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吻合。     

沪、深两市长期均衡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综合指数和成分指数的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对沪、深两市综合指数间及成分指数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与深证综指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上证成指与深证成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沪深股市量价因果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考察了1994~2004年沪深股市不同性质交易量与收益率及其绝对值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上海市场上,原始交易量、预期交易量、非预期交易量与收益率只存在收益率至交易量的单向因果关系,非预期交易量中超过均值部分与收益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这四种交易量与收益率绝对值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深圳市场上,只存在收益率及其绝对值至交易量的单向因果关系。     

中国股市A、B指长期均衡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对1997年1月1日至2001年2月19日及2001年2月28日至2004年12月31日两个阶段上证A、B指间及深圳成分A、B指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股市A、B股分割状况有所改善的结论,并从信息的构成、处理、转化、传递的角度对沪、深两市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股权分置改革中上证指数的波动——基于ARCH类模型的比较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中股市的波动性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文章运用ARCH类模型,对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上证指数进行分时段拟合分析,发现改革前的市场有更大的波动性并存在反向杠杆效应,且不及股改后的市场有效率。     

沪深A、B股市场信息传递路径实证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ARCH-LM检验、GARCH模型、Granger引导关系检验等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前后沪深两市A指收益率序列与B指收益率序列和非预期收益率序列的Granger引导关系，给出沪深A、B股市场信息传递路径，并且指出从信息流动角度来说，A、B股市场整合的方式是从A股市场向B股市场的内幕消息的传递和从B股市场向A股市场的投资理念的趋同。     

上证指数收益率的特征及其波动性分析

股票价格的频繁波动是股票市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ARCH类模型可以很好地预测金融资产收益率的方差。通过对上证指数的统计分析表明,上证指数的收益率分布表现出非正态性,并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的特征。利用ARCH类模型对上证指数的波动进行了拟合,结果表明GARCH(1,1)模型对上证指数波动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基于LSTAR模型的中国股市泡沫风险识别

本文在非线性模型框架下拟合中国主要股价指数的真实数据生成过程,并提出股市泡沫风险识别方法,较Phillips et al.（2011）提出的上确界单位根(SADF)方法具备更好的效果,能够精准预判股市泡沫风险进而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实证检验发现,主要股价指数的波动均存在逻辑平滑转换自回归(LSTAR)模型描述的非线性特征,自推出以来,四大股价指数均存在泡沫风险,上证指数存在六个主要的持续期,深圳成指存在四个主要的持续期,沪深300指数存在两个主要持续期,而创业板指数存在三个持续期。总体来看,创业板指数的泡沫生成时间会先于其它三大指数,可以作为预警中国股票市场泡沫风险的先行指标,且2015年7月之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泡沫风险。     

成交量对股票收益率波动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带有成交量变化率解释变量的指数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方程EGARCH(1,1)-M,实证分析了上海、深圳证券市场信息到达对波动的影响及杠杆效应,发现在样本期内成交量变化对深圳市场股票收益率波动的影响比上海市场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