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的“非人情”艺术主张及其中国文化思想渊源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巨匠。他不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还撰写了《文学论》这部文艺理论著作 ,推动了日本近代文论的发展。漱石在文论研究和自身文学创作中提出并亲自实践了他的许多艺术主张 ,如“余裕”、“非人情”、“写生文”等 ,这都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近代最杰出的集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于一身的文学大家。漱石的文艺主张同他的小说一样 ,受到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面 ,以“非人情”为例 ,通过分析其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暗合之处 ,探讨漱石文论的中国文化思想渊源。　　漱石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使用了“非人…     

夏目漱石的“低徊趣味”

“低徊趣味”一语出自漱石为高滨虚子短篇集《鸡头》所作的序言。“低徊”一词,按《广辞苑》解释,意即“边徘徊边玩味思索”。“低徊趣味”一语和“余裕派”,标示了漱石文学的特质。漱石在序言中写道:文章中存在叫作“低徊趣味”的一种趣味。这是我为了行文方便创造出来的用语,别人恐怕不易弄明白。一言以蔽之,它指的是,围绕一事,倾向一物,生发独特的或联想的意味,时而从左面眺望之,时而从右面眺望之,不愿轻易离去的那样一种审美情趣。所以若不叫低徊趣味,改称“依依趣味”或“恋恋趣味”亦可。不过,这种趣味如其名称所示,是尽可能长时间伫…     

试论“汉纪”的史学价值

东汉末年荀悦撰《汉记》,自谓是“约撰 旧书(即《汉书》),撮叙表、志、总为帝纪, 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凡《汉 纪》,其称‘本纪’、‘表’、‘志’、‘传’者, 《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粗表 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也。”(《汉纪·目 录》)就是说,他的《汉纪》,不过是用编年史的写 法,将《汉书》表、志、传中的材料,按照年月 顺序,简约“通比”,归总为帝纪而已。就连史 论,也有不少是抄自《汉书》。历代学界,也认 为《汉纪》仅仅是对“班固旧文,剪裁联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7),“删取其要”(《…     

论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心理历程

恋爱意识是世界级文豪夏目漱石的作品与生活的枢轴,不理解漱石恋爱理念之人,会把他的作品与生活都仅视为无意义的饶舌之堆砌.漱石的爱是但丁与贝亚特里齐那般"柏拉图式恋爱".笔者认为,对二人禁欲克己的恋爱,我们岂能视为道德禁忌,倒是值得褒赞的美好纯情,是文学活动的发动机.漱石与楠绪子的恋爱,分别或控制或含蓄流灌于非现实世界的文学作品中,构成了永久的人生故事.漱石初为摆脱恋爱烦恼,南下遥远的松山,却拓出了文学创作的源头.这正是货真价实的爱对文学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充分证明了有岛武郎的观点:真爱是艺术成功之母.     

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     

《长恨歌》二重主题说辨疑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争议。其中主要一种观点认为:《长恨歌》一方面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一方面又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深表同情,两者互为矛盾,此即所谓“二重主题”说。如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长恨歌》的“题解”中说:“……其中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悲哀,寓有同情之意。诗以传说作为素材;而作者的目的,则不但‘感其事’,同时也意图通过这一事件,批判统治集团荒淫而招致祸乱,垂作历史教训。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因而使得诗的主题思想复杂化。”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均持这一观点。这一争议,迄今尚无定论。笔者以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存在这一矛盾,不仅《长恨     

论儒家的境界观

<正> “境界”一词如何解释,可能多种多样。据《辞源》上说:“《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是“疆界”的意思。另外一种意思来自佛教。《无量寿经》上说:“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是说人所达到的一种修养境地。我们所讨论的“儒家的境界观”是就后一种意义说的。     

朱熹的《方塘诗》考

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的《绘图千家诗注释》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再版的《千家诗》,其中所收南宋朱熹《观书有感》这首诗的全文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注释说:“半亩方塘,言其小也。”“‘谓’设为答词。”“‘源头’水有本源而长流不竭也。”清嘉庆丙子年(1816年)家塾藏板《注释千家诗》中收集的朱熹《观书有感》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本书的注释说:“半亩     

论“持”“迟”应是古汉语词尾(上)

<正> 古汉语的词尾研究是很薄弱的一环。薄弱的主要方面就是词尾的全貌或数量不清。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词尾”一节仅言“文言里却有明显的形容词词尾,就是‘然’、‘焉’、‘乎’、‘尔’‘如’等字”,未及其他。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1943年)主要论近代汉语,上册第三章第二十节“记号”,实际是分析词头词尾的,所言词尾有“儿”、“么”、“子”、“们”、“头”、“了”、“着”。王先生1980年出版的《汉语史稿》在古汉语     

夏目漱石的近代化观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在年轻时选定英国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并立志要“通达英语英文 ,以外语著述伟大之文学 ,以震惊西洋人”(《处女作追忆》)。与当时文坛的无思想性和通俗性相比 ,夏目漱石重视思想的文学观念可见一斑。从《我是猫》到《明暗》的十几部长篇小说 ,漱石思想发展的轨迹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这些作品中。在他前期的作品里 ,闪射着社会批判的光芒 ,及至《门》问世 ,这种批判精神逐渐转向了对个人内心世界的精细剖析。尽管如此 ,漱石对社会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 ,特别是他对日本近代化的认识 ,在修善寺重病之后 ,也…     

《韩朋赋》补校

1.2、昔有贤士,姓韩名朋,少小孤单,遭丧遂失其父,独养老母。谨身行孝,用身为主意远仕。忆母独注(住),[故娶]贤妻。(137页) 按:“用身为主意远仕”,应在“主”字后断句。“谨身行孝,用身为主”,上句就家而言,下句就国而言,即孔子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也。“主”指君王。项楚曰:“‘用身’费解,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改作‘朋身’,亦非是。原文‘用’字乃‘母’,字形误。”按:项说非。“母身为主”,语意不明,亦甚别扭。王利器之说可以成立,然体察文意,亦非是。“用”字无误。     

村上春树《天天移动的肾形石》的叙事模式

《天天移动的肾形石》以主人公淳平的情感问题为载体,通过在形成镶套结构的三个叙述层次之间巧妙地设置消解关系,使村上春树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迷失-寻找-迷失”这一循环模式与“父亲的缺位”这一常见意象产生交汇,从而构成“迷失-寻找-消解（‘父亲的缺位’）”的新模式。小说以此探讨了主体自我的建构问题,并表现出“反叛性”、“消解性”以及“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     

早期的《红楼梦》书稿中应没有宁国府

红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方法,是以“作者家世”诠释作品。这种方法,从“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 (甲戌本:《凡例》),推演出“石头记‘石头’”,即“通灵玉记贾宝玉”、即“作者写《石头记》”,亦即“曹雪芹著《红楼梦》”。这种方法的运用者,尽管所论细节有时不同,但把江宁织造《曹氏族谱》作为《红楼梦》的发祥之地,则一;将悼红曹与织造曹联宗,以艺术形象印证世间实人,则一。如此一来,曹雪芹著《红楼梦》,就被说成了传写自己的显赫祖先。作品中的贾法、     

论夏目漱石《虞美人草》的道义观

明治维新之后,功利和道义的对立,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日本文化的矛盾。漱石代表作《虞美人草》鲜明流露出作者的主观褒贬意识,丝子和小夜子是有传统美、恪守“道义”的女性。藤尾受西方文明影响,缺乏传统的“道义”观。小野与藤尾的性格、言行与生活,反映了新旧混杂的文化时流,二人现代功利的恋爱是利己主义的体现,但也自有其必然性。漱石用“道义”来严惩三个追求功利的主人公,由此可见,《虞美人草》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护上流和中流阶级的秩序、主张保守的“道义”的小说。看重文以载道的漱石提倡的“道义”表现在恋爱问题上,带有一定的守旧性。     

论《左传》的历史观——兼论《左传》神梦巫卜及以成败论人的本质

本文认为 ,《左传》历史观是以“天德合一”为基础的“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这一历史观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历史变易论 ,即“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 ,历史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二是历史不变论 ,即虽然朝代更替 ,江山易主 ,但统治思想和制度—“德”、“礼”却是永久不变的。三是神学目的论与道德目的论统一 ,即历史是天命神意为实现其”美善”道德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作者通过为其已知的僭主提供神学依据和道德依据演绎了这一历史观。而《左传》的神梦巫卜与以成败论人则是作者对其历史观诠释的必然结果。     

骥老乎?老骥乎?

修订本《辞源》第一册181页“伏历”条,书证之二云:“《宋书·乐志·三·魏武帝(曹操)〈步出夏门行〉诗‘骥老伏枥,志在千里。’一作‘老骥。”按:书证引文为曹操名作佳句,壮怀激烈,颇见雄心。诗句已演为定型成语,为历代人们述志、评人时所乐用,且每及此语,亦必想见当年曹操之雄才大略,奋斗不息之伟烈。唯词只作“老骥”,而非“骥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至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于卷五四收载此诗亦作“老骥”。1979年11月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即据前二书而作“老骥”。至于     

新儒学文学观的流变

江户时代 ,日本儒学者掀起对中国古典研究热潮 ,探讨宋学 ,促使儒学与神道学融合 ,实现学问日本化 ,同时开展独创性的文学论。以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代表 ,积极肯定宋儒学“陈善闭邪”之说 ,主张文学以劝惩和载道作为最大的目的。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 ,强调文学不应附加任何伦理价值的判断 ,以人情为本 ,主张“道人情论” ,开始萌生前近代文学思想的诸因素。这一时期以这两大学派为中心 ,展开了“劝善惩恶论”和“道人情论”。     

读稗琐记之十四“捉刀者”与“枪手”

《光明日报》1996年”7月3日第2版《高校“枪手”不该出现的风景》一文中说；“这些代别人写文章、参加考试的人，古时被称为‘捉刀者’，今天他们换上了一个更具现代感的名衔──‘抢手”’，言下之意是说“枪手”是“现代”之称谓。文后的《编者话》中也说：“悄悄流行起来的‘枪手’现象发人深省。‘枪声’响处，站起来的是一批假冒伪人才，刮起的一股投机取巧之风，倒下去的是‘枪手’自己的人格……”居然把“枪手”与“枪声”混为一谈，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关于“枪手”为代人写文章之称谓，笔者在《“枪手”语源》小文中作了探求，并…     

史九敬先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小考

王文才在《白朴戏曲集校注·前言》中认为,“《东墙记》大约是白朴早年在真定的作品,可能是与史樟的南戏《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同时而作。”《附编·白朴杂剧全目提要》对此则进一步加以引伸论述:“《寒山谱》中收此戏文(案指南戏《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题为‘九山书会捷机史九敬仙著’此史九敬仙即孟本《录鬼簿》之史九敬先(《正音谱》同),抄本作史九散仙,曹本作史九散人,‘真定人,武昌万户’。”“《寒山谱》称史为‘书会捷机’,乃书会假托其名,谅非书会中人。”作为元杂剧的作家史九敬先是否曾写过南戏     

洛克“反省说”再评价

“洛克的‘白板说’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洛克的‘反省说’则是其认识论中的唯心论成份”——这是我们历来评价洛克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文拟恨据洛克本人在《人类理智论》一书中对“反省说”的基本论述,重新检查一下“反省说”。并以此分析一下那种认为“反省说”等于唯心论的说法是否真有根据和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