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性"论思想对程朱的影响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的“性”论思想对二程和朱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夸大张载“性”论中的神秘因素,赋予“性”以神圣的性质,从而构建起为封建制度作论证的理学思想体系。     

从蒙、颐二卦看张载的养正工夫论——以《横渠易说》为文献基础

张载哲学的工夫论具有多种形态,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自《正蒙》与《经学理窟》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大心""诚明"等形态,而对《横渠易说》中的工夫形态则鲜有论究。《横渠易说》的工夫论思想十分丰富,其中蒙、颐二卦所体现的养正工夫论独具特色。这一工夫论,合蒙养与颐养两种养正之功,始于养心而成于正性。其具体展开则涵盖并关联了张载工夫论的诸多形态,并具有疏通不同关窍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养正工夫,有助于最终实现发蒙跻圣、复归天地之性的目的。     

张载"人性二重说"浅析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同时,以"太虚即气"的宇宙观为基础,建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大多数人由于秉气的厚薄、清浊不同,在他们身上具有的只能是善恶混合的"气质之性"。张载为了实现他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给我们开的处方是"变化气质",具体的途径是:"知礼诚心"、"虚心集义"和"克己寡欲"。     

张载的实学思想及其宗教观

张载是实学思想萌芽时期的学者，是实学观念最早的奠基人之一，其实学思想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了“气化实体论”的哲学本体，二是开创了“躬行礼教”的学术风气。在宗教观上，张载以“气化实体论”批判佛老之虚无，并以实学精神重构儒家宗教观，     

通过“互文”再释《西铭》

张载《西铭》中"天地之塞,吾其体"与"天地之帅,吾其性"互文为用,说体已赅性,说性已赅体。这样,"天地之塞"与"天地之帅"也可互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气"与"志"的关系。"天地之塞"所塞已经不是张载那里的形而下的气,而是张载所谈的形而上的气,它的最高状态是一种浩然之气,已经具有精神属性。由此可知,张载这里的气具有朱子那里的气所没有的高度。     

张载与徐敬德气论哲学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哲学史上气论哲学的重要代表。“气”是张徐二人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两人都强调气的物质性、对立统一性以及不灭性。然而张载的气学具有以义理为主的“四书学”特征,更侧重于物质性;徐敬德的气学则与道家哲学关系密切,含有更多的精神成分。在理气问题上,两者都主张理是气的内在属性,都使“理”凸现出伦理的色彩,但是在理的地位问题、理与气的结合程度以及对理的具体规定方面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人的气论哲学均显示出东亚气论哲学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等特征,这既是其魅力之所在,又是中朝气论哲学发展滞后之根源。     

张载的"民胞物与"论及其现代意蕴

张载哲学以《易》为出发点,在“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基础上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家新伦理体系。在张载看来,人与万物之间有广泛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与天地为友,与万物相随。人应该将天地万物视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以宏大的气魄、广博的视野来审视宇宙人生。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无疑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张载礼学体系结构探论

张载首先从宇宙本体的角度为礼的存在寻求理论依据,认为礼源于太虚、天。从礼的实施主体的维度对礼的形上依据作了追寻。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提倡克己复礼,主张变化气质以克服人性的偏差,从而永保天地之性。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不断教育与学习以反礼,并主张以礼治国,以礼化俗,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张载认为,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就是学,在教学中以礼为重。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本体歧义与虚气相争：张载哲学本体论研究刍议——兼论中国哲学本体论研究的基本定位

本体论是当前研究张载哲学中的主要范式，但仍未能消除持续已久的“虚气相争”现象。通过对这一范式运用中所存在诸问题的检讨可以发现，张载的哲学体系是由天人、性气两条线索经纬交错而成的理论整体，“气”是张载哲学中标志着宇宙统一性的哲学范畴，“太虚”是“气”散的本然状态，依托于“太虚之气”的“太虚之性”则是张载哲学中的本体，标志着张载哲学宇宙论和价值论的“天人合一”性质。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论张载变化气质说的哲理基础

张载主张变化气质,并不是说人之气质本身就是恶的,或者说,气质陷溺、遮蔽或束缚性而使恶产生,而是认为气与欲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对于礼言,气一旦"合而成质",性或善或恶的倾向就进一步变成现实。这是一个性由隐而显的过程,气质之性只是天地之性的彰显,二者实为一性。当然,也可说,天地之性为本体层面的,而气质之性为现实层面的,二者为本末关系。在此问题上,张载的观点与程朱有着明显差异。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张载与理学

在天道之域,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由此解释对象世界的现实形态(实然);在人道之域,张载则突出了伦理之序、价值理想以及社会责任(当然)。通过对以上二者的沟通,张载既肯定了天道与人道的关联,又确认了当然与实然的统一。以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预设为前提,张载展示了人的感性规定与理性本质相关而又相分的关系;由赋予德性之知以二重内涵,张载则进一步预示了理学发展的不同路向。以上的理论进路,使张载的哲学系统在实质的意义上构成了理学的开端。     

饮之太和 独鹤与飞——试论道家审美理想与中国艺术精神

儒道两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落实在现实人生之上,而且也都从“成已”(即成就个体人格)推广到“成物”——在儒家其极境是治国平天下和参天地之化育;在道家其极境则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并且,在超越的层次上,两家亦有相通之处,如儒家是“上下与天地同流”;道家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更主要的是,两家的最高理想都是“和”. 不过,由于两家人性论的内容不同,人生理想的规划也不同,这就形成了两家的区别,最     

儒家相关六种人性论的内在联系——以《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论述为问题意识

由于对《论语》中孔子有关人性的论述理解不同,在历代相关学者的阐释与发挥中,主要产生了六种人性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论",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六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联系:孟子的"性善论"可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可谓"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论"虽然同时从"性"与"气"两个角度来思考人性,但没有将"性"与"气"区分开来,可谓"论后天不论先天,不明";只有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兼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将前五种人性论的所有内容都去粗取精地包含于其中,乃是以"性善论"为体,以"性朴论"、"性三品论"为用的人性论,"性私论"、"性善恶混论"等内容都已被扬弃于其"用"之中。宋儒这种集大成的人性论最符合《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思想,最能彰显儒家精神。     

从《正蒙·参两》篇看张载的宇宙结构思想

张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正蒙》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他提出“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气化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地把“太虚”即虚空和物质性的元气结合起来,指出元气是虚空的本然状态,“知太虚即气,则无无。”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虚空的非物质性。他的“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认为太虚之气始终处于浮沉、升降、絪緼、相荡之中,“一故神,两故化”,这就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有生于无”、佛教“虚能生气”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张载作为一个思想家,十分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为了论证他的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他曾深入地研究过天文学,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宇宙结构思想,而《正蒙·参两》篇是他在这方面思想的结晶,也是研究张载的天文学思想的依据。然而,长期以来,对《正蒙·参两》篇望而生畏。近代学者,阐释甚少,力作不闻于世。本文想通过《正蒙·参两》篇,对张载的宇宙结构等天文学思想作初步探索,错误之处,请专家学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