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

国债收益率曲线是资产定价、宏观调控以及货币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参考因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可以解释国债收益率曲线大部分变动的三个主成分,并结合多种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回归分析。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表明,主成分和宏观经济变量能够很好地拟合国债收益率,并且对各期收益率的变化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同时采用逐步回归法,寻找具有协整关系的显著性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显著性变量的变化,可以提前对国债收益率曲线未来的变化作出判断。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债券风险度量研究

用久期和凸性度量债券价格波动性的前提是利率期限结构的平行移动，而实际上利率期限结构曲线往往发生更复杂的变动；本文首先通过多项式样条分析法拟合出我国即期利率的期限结构，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三个主成分，分别反映了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倾斜和曲度移动；结合债券的定价模型提出了一个基于主成分分析的VaR计算模型，由于主成分的数量较少并且是不相关的，因此大大简化了计算量。本文还给出了基于主成分分析的风险分解方法，为风险控制人员和债券组合投资经理识别风险来源和风险贡献，将组合风险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提供了便捷的手段。     

基于变结构Copula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实证分析 ——以中美股票市场为例

为检验美国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根据中关股市指数日收益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并运用变结构Copula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的相关性变化.结果表明:美国金融危机加大了中关两国股市的相关性,但影响程度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在危机发生后的第一阶段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存在传染效应,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传染效应没有证实.     

基于变结构Copula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实证分析——以中关股票市场为例

为检验美国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根据中关股市指数日收益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并运用变结构Copula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的相关性变化。结果表明：美国金融危机加大了中关两国股市的相关性，但影响程度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在危机发生后的第一阶段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存在传染效应，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传染效应没有证实。     

基于企业债券风险因素分析的持续期计算方法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中国企业债券收益率的风险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出影响收益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及每个因素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程度。根据影响债券收益的多个风险因素,提出基于债券风险因素分析的持续期计算方法,并通过仿真计算验证了在收益率波动的情况下用该持续期计算方法规避风险的可行性。     

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基于2011年7月底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调整并估计CQMM,对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展开预测.预测结果表明,2011年GDP将可能增长9.82％,2012年GDP增长率可能回落至8.91％.模型预测,2011年CPI预计将上涨5.4％,2012年仅可能回落至4.93％的水平.课题组对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政策模拟.结果显示,中国的进出口将因此会受到较大冲击,但如果能适时适量地调整货币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投资需求的扩张来减缓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增长8.24％的水平.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放缓将减少了GDP与潜在GDP的缺口,降低通胀压力.我国应正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长的阶段.在通胀压力减缓后,顺应这一发展态势的改变,着力推进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增长点.     

国债收益率曲线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研究

"十三五"规划中,货币政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变,国债收益率曲线所包含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有助于实现这一转变。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国债收益率曲线具有一定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对国债收益率曲线具有较好的可控性,国债收益率曲线对宏观经济具有较高但不稳定的相关性;国债收益率曲线曲率因子是阻塞传导的主要原因,传导效率仍需进一步提升。     

金融危机前后世界主要股票指数的风险分析——基于t分布和GED分布自由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4只世界主要的股票指数,采用GARCH(1,1)和EGARCH(1,1)模型比较金融危机前后的股市风险变化.结果表明:收益率在不同分布假设下Var值均能很好模拟风险,同时,GARCH(1,1)-GED计算的CVar值在金融危机中能很好地模拟股市风险;由t分布和GED分布的自由度的变化得出,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各国股市的风险上升并且趋同,而且这一状况在危机后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严重,恢复极其缓慢,而发展中国家恢复较快.     

试论中韩股市收益的动态相关性——基于DCC-GARCH模型

基于DCC-GARCH模型对中国股票收益率与韩国股票收益率之间动态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韩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在2003年后呈持续稳定、快速上升趋势,且这种上升趋势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无明显改变。这表明中韩股票收益的相关性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贝叶斯正则化BP神经网络的GDP预测

选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额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对GDP有显著影响的6个因子,用1985～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了一个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贝叶斯正则化BP神经网络的预测模型,并把它应用于我国GDP的预测。实证结果表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贝叶斯正则化方法对BP神经网络进行改进,可简化网络结构,增强泛化能力。与其它常用的预测方法相比,该方法数据输入简便,收敛速度快,拟合曲线光滑,且在预测精度上有明显的优势。     

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波特的国际竞争理论为指导,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1992-2011年间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综合实力的动态演变以及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存在3个不同的分水岭：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前（1997）;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至入世前期（1997-2003）;第三阶段是自2004年我国正式实施柑橘产业发展规划至今.研究发现,国际市场环境、国内宏观产业政策及微观经济条件变化是导致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建立柑橘产业质量可追溯体系和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发展规模经营,进一步落实柑橘产业规划,从微观和宏观2个方面提高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状态分析与风险预警

石油安全风险预警是中国石油安全的重要内容,本文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框架建立了中国石油安全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基于数据挖掘理论的主成分分析和K-means聚类算法建立中国石油安全风险预警模型,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状态近20年来处于较大的波动中。石油消耗强度、国际原油价格、石油对外依存度主要影响着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研究结果表明,建立的风险预警模型有效地反映出了中国石油供应安全风险水平的演化及主要因素,其可用于中长期石油供应安全风险预警。     

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研究

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财务视角和非财务视角综合的企业财务危机识别系统,将企业划分为财务健康、灰色地带和财务危机三类,摈弃了以往国内相关研究仅仅以"ST"、"PT"公司直接作为财务危机研究对象的做法。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神经网络技术对我国上市公司2005、2006年度的财务状态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利用预警模型和因素分析模型对天目药业(600671)进行了预警实例分析。     

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宏观因素———金融危机前后数据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协整分析模型,以1988年到2011年我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为样本,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对金融危机前后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宏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货币供给量对海外并购交易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率、利率和商品进口增长率对海外并购交易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海外并购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前后没有显著的改变;利率对海外并购交易额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变强;而;12率和货币供给量对海外并购交易额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减弱。     

中国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VAR模型实证分析

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运用VAR模型计量方法对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关系,货币供给量变动是引起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并且货币供给量变动对通货膨胀的有效影响时期为9个季度,其影响程度于滞后第5期达到峰值。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仍具有最终影响价格水平的能力。     

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及指数构建——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指标构建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4个因子9个指标。采用突变级数法编制财务危机预警指数,对我国创业板26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预警。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盈利状况和现金流量状况相对较好,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欠佳。最终确定财务预警指数参考临界值为0.743。     

中国省域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及协同效率分析——基于30个省区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30个省区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规模、结构、速度和效益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系统协同模型,对中国区域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及协同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依次递减,东部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区,部分省区在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的相对位次上不对称,财政与金融彼此之间缺乏配合;东部省区财政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高且逐渐上升,中部省区的协同效率居中,西部区域的协同效率低且内部差异较大,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