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别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统计分析,采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并分析其国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呈"倒U"型关系,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吸引中国OFDI,而沿线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动机各异,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导向,对沿线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战略资产导向.     

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28个沿线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以地理、政治、经济与技术距离四个维度为主要内涵的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与我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政治距离、经济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呈U型关系,而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内部影响因素——基于温州微观层面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聚焦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内部影响因素,通过匹配温州市商务局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温州民营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和非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进一步地,通过构建二值选择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出口倾向是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共同正向影响因素;而在民营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生产率和技术能力也是正向影响因素,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则是负向影响因素.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梳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即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出口贸易互补;在进一步研究中国对东盟不同动机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发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效率寻求和市场寻求两种动机,并且随着效率寻求型OFDI和市场寻求型OFDI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不断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年度进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年出口规模与外汇储备规模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是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规模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影响强度较弱,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有负向相关关系,影响强度最弱。提出采取平衡贸易项目收支战略是化解当前外汇储备规模过多的关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基于市场与资源两种因素的探讨

有别于以往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研究思路,从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探析了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对于中国OFDI的流入也具有积极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机理与优化路径探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聚焦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人民币国际化关系上,两者内在关系的话题也为业内外所关注。因此,论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证相契合的视角,从协整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二者的相互关系,以此来揭示OFDI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机理,由此探寻以OFDI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化路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Dunning的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理论认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和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演变历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从而反映对外直接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区域逐步拓宽,投资产业不断延伸,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特征,仍处于Dunning的投资周期理论的第二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短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经济增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但反之不成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要实行区域和产业上的非均衡发展对策,以促进从第二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转变.     

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45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腐败距离和民主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小;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效率距离和监管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大。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发现,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市场类投资,正向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和发达国家创造性资产类投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针对各类投资需求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广。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资源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激烈,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型OFDI的影响效应不断增强。运用引力模型研究2006—2014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各投资动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资源寻求的特征,中亚市场规模正向影响中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但劳动力成本和双边贸易对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为此,文章通过价值链上游度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识别企业OFDI项目数,并利用负二项回归等计数模型评估两者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对实体经济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价值链上游度越低（或越下游）,OFDI倾向越高。区分OFDI类型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负向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决策在总体上与企业价值链位置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考虑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后,文章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对这两类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与价值链上游度负相关。由此可知,在国内市场规模大的行业,价值链下游企业开展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倾向更强,反之,上游企业OFDI倾向更强。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

对于投资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投资收益和潜在收益有较大影响。为了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中国产业的影响,本文基于比较优势,构建发展中国家OFDI决策模型,通过构造评价指标以及构建回归模型,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出口数据、行业相关数据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作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两个重点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可以为提高本国对应产业的比较优势提供支撑;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由于中国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的原因,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提升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还不明显。     

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载体将要素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使各产品的生产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内,进而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程度。为探究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有正向的行业调整效应和技术逆溢出效应的结论。提出为了使投资活动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应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速培养尖端复合人才等建议。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BIT）通过两国间政策安排的方式,降低了跨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与风险,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但由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签署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差距,其对中国OFDI影响的方式及程度可能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5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面板校正标准差模（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从检验结果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低制度环境国家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