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

“一边倒”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本文拟重点考察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所重点考量的因素。     

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新思考

建国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上的第一次伟大实践,是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的结盟,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尽管最后这一政策因多方面的原因而改变,但是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依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国际责任和地区安全合作等方面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值得深思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演变的原因及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发展到"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最终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通过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脉络原因的剖析,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外交事业,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析巴列维时期伊朗的外交战略及其影响

巴列维上台伊始为平衡大国在伊朗的竞争,选择美国作为抗衡英苏的第三国力量,其后对美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随着现代化的开启,伊朗外交逐渐向全方位外交转型。巴列维运用"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平衡外交战略、地缘外交战略和石油外交战略来维护国家利益。巴列维时期的外交战略为伊朗成为地区强国奠定了基础,但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最终导致其王朝统治的覆灭。     

“一边倒”不是健康的外交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研究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何申权在《对于“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反思》来稿中指出:“一边倒”不是健康的外交战略。1949年6月30日,中共建党28周年前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以他特有的风格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一边倒”,表示共产党的外交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奠定了新中国近十年的外交战略,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尼克松访华之后,在美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是否在中国失去了机会的争论,相应地,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对“一边倒”战略的反思。“一边倒”战略并不…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毛泽东外交

在时代的矛盾中能否恰当处理、能否依照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去作追求及外交政策中的成本和收益如何,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判断外交是否理性的三个根本标准.从这三个标准看,新中国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分别实施的"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以及"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基本上是理性的.     

毛泽东和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斗争策略比较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和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在二战后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倒向了苏联,法国与美国结成紧密联盟.之后冷战的两大阵营内,他们各向其盟主苏美发起争取独立自主的实践斗争.他们的斗争遥相呼应,策略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在核问题、与第三世界关系、利用美苏矛盾发展本国利益等方面.中法两国的独立外交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两国的国际地位都有了较大提高.他们相似的斗争策略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的独立外交加速了中苏关系破裂,而戴高乐的独立外交使法关联盟更加成熟.     

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评析:国家利益与个人偏好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对前任政府联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从对美国的"一边倒"到当前"疏美亲中"政策,背后反映的是杜特尔特政府回归传统的"平衡外交"策略,试图修复因"中菲南海仲裁案"而陷入低谷的中菲关系的考量。同时,响应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对菲律宾的投资,改善两国经贸关系不仅成为杜特尔特政府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诉求,也关系到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实现。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内政和主权事务的干涉以及杜特尔特个人的"反美主义"倾向造成了当前美菲关系的倒退。未来,中菲关系的发展仍将长期受到南海问题,美日对菲政治、军事影响因素的制约。     

再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它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产物 ,是中共对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和敌视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回应 ,也是中共全面总结近代中外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这决不意味着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但“一边倒”外交政策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中国从 5 0年代起就逐渐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积极提倡各国人民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最终摆脱了美苏两极的制约和影响 ,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     

浅析普京实用主义外交

普京实用主义外交的本质核心是国家利益至上，它的特点是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突出重点、灵活实效。这一外交政策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在经历了俄罗斯独立后的“一边倒”外交以及叶利钦后期的“多极化”外交后发展而来。普京实用主义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凸显斯拉夫民族逆境中闪光的特色，在于外部世界的搏弈中最大限度雏护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坎宁的“反干涉”外交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运用

乔治·坎宁在1822--1827年任外交大臣期间,打着"反干涉"的旗号,支持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希腊革命,反对神圣同盟,扭转了英国的外交路线.本文以神圣同盟提出的"干涉"原则为切入点,解释坎宁的"反干涉"外交政策的含义,重点分析"反干涉"外交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     

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内涵与启示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奠基人,毛泽东对美战略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杰作。从相互对立到中美建交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尽管中美两国实力不均衡,但在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始终能够较好地维护中国利益,把握和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大局。在中国实力日渐增长的今天,研究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对处理中美关系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国后外交政策的发展

从50年代开基立业的"一边倒"的战略抉择,50年代末60年代初寻求独立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70年代顺时迭变的"一条线"的战略调整,到改革开放后走向独立的"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以及冷战后普遍开展的与世界大国或地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不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     

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到毛泽东的"一边倒"--试论俄国道路对中国两大伟人的影响

孙中山和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伟人,他们分别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二人都曾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孙中山晚年提出"以俄为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张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走俄国人的路.可见,俄国对两人的影响之深,同时也表明了毛泽东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借鉴、丰富和发展.     

中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1992—2001)

通过对1992-2001年中关外交政策的对比分析认为,美国在克林顿主义成熟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更好的对意识形态追求与对现实国家利益的追求的协调,而中国外交局面的好转也与我国采取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伙伴外交"、"睦邻友好"政策相关,此外中美双方在外交政策的目的、手段、理念、国内影响上有重大区别.     

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国有石油企业的角色与“组织化利益”

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海外经济与能源领域的扩展与延伸,能源领域国有企业在中国外交有关经济、能源、投资等海外利益决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本文即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与利益为问题导向,通过引入"组织化利益"概念对国有石油企业与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特殊复杂关系进行探索。国有石油企业在与具体的国家利益代表机构发生联系时,需权衡类似国资委、发改委、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及外交部、商务部等涉外职能部委的利益需求,从而可能形成各种导向不同的"组织化利益"。     

费正清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费正清认为当时新中国所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不会持久,最终注定要被调整。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费氏加强了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持久原因的研究,认为:(1)受到中国传统外交心态和外交战略的影响;(2)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中美两国利益;(3)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苏关系"貌合神离";(4)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的苏联与新中国在文化上差异甚大。费氏的有关认识和研究既是他一直主张美国外交战略要贯彻"美国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两大原则的体现,也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及亲身体验中苏两国不同文化氛围的必然结果。     

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比较

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年代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通过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比较 ,反映了新中国的外交经历了一个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美苏冷战关系和中苏结盟在亚洲形成了中美直接对抗的亚洲冷战体制。处于这种“一边倒”冷战体制之下 ,中国与美国对抗时希望苏联的支持 ,与美国缓和时需要美国的诚意 ,而当美苏缓和、中美紧张时 ,中国的外交就必然面临困境。从朝鲜停战开始 ,中国乘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大趋势 ,探索和平共处原则指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取得进展 ,但由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坚持干涉中国内政 ,而苏联不支持中国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对抗以继续“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便重新强化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 ,提出有限和平共处思想 ,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调整因此发生转向     

近代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演变

本文通过对１９世纪中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考察，重点论述了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三届政府关于东北亚，特别是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勾勒出其从有限实力和有限利益导致有限卷入到努力扩大在华投资，积极推进美国资本利益的历史演变过程。力求揭示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的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