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含着泪水哀歌驱动着生命勇行——艾青早期诗歌苦难意象的蕴含与审美思考

艾青的早期诗歌中,苦难意象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心灵情感的主要符码。一系列的苦难意象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情感。其苦难意象显示了巨大的美学魅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苦难意象映照的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们弃恶从善的发动机,是产生崇高情感的催化剂。总之,艾青早期诗歌中的苦难意象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     

苦难比幸福更美——简述艾青前期诗歌中“苦难”的力量

艾青是一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诗人,在艾青的早期诗歌中,苦难意象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心灵情感的主要途径。细读他的诗篇,处处都能看出他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意志。一系列的苦难意象蕴含诗人丰富的情感,其苦难意象显示了巨大的美学魅力。本文通过阐述他苦难意象产生的背景———艾青个人的苦难经历以及异域文化对他的影响,分析艾青诗歌的苦难意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抗精神。     

《诗经·采薇》的生命意识解读

《诗经.采薇》虽然产生的年代比较早,但其中已体现出人类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从这首思乡的悲歌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一群有家难归的戊边者对自身生命无能为力的叹息;从其保家卫国的精神中,我们看到了人精神境界中对于自然生命的超越;从士卒归途中的反思中,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对于个体生命苦难的感悟与体认。     

罗伯特·弗罗斯特——真正的修墙者——《修墙》的传记解读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歌《修墙》通常被理解为诗人意欲打破人际间隔阂之墙的呐喊。综观诗人的诗歌,并结合诗人的生平,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坎坷,在他大部分的诗歌中,有一股忧郁、孤寂、漠然的感情暗流涌动。在对《修墙》的分析中,传统观点认为,诗人在质问那位修墙的邻居修墙的必要性,仔细分析后发现,恰恰是弗罗斯特率先发起修墙,是弗罗斯特自己在家人、朋友、同事之间建造了不信任之墙。弗罗斯特才是真正的修墙者。     

朝鲜文人对李锴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在出使北京的途中结识了辽东诗人李锴，互有诗歌酬嘱。李锴的《睫巢集》也随之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对李锴诗作中的“故豳之思”和淡泊情怀颇为欣赏。多有赞誉。李锴虽不是诗坛大家。但是朝鲜文人对其诗歌的接受是两田诗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圜文化交流的盛况。也为“辽东三老”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学史料。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是朝鲜社会政治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文学、历史意义。诗人们认定檀君的存在,认为他是朝鲜的国家始祖。檀君朝鲜在区域上是自立的,在时间上与唐尧并存,并对檀君降世、建国情节进行了展开描述。而且,18世纪的朝鲜汉诗还关注檀君世系,并注重扶娄朝夏这一细节,强调民族国家的自立完整以及与中华文化的特殊关系。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苦难在这一时期显现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黄河泛滥使黄河流域内人民的生存和生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民族战争和阶级压迫使底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辛。代表诗人葛葆桢目睹黄河灾害后,悲愤诘问咆哮的黄河;郭沫若聚焦战争中的黄河,借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狂呼战斗;艾青浸染着土地的忧郁,用火热的心消溶着北方人民的苦难。三位歌者诗歌中的苦难抒情,最终落在对光明的执著,以及对扫除苦难的力的期盼上,其中涌动着具有生命活力的民族精神。     

《四个四重奏》与艾略特对人类苦难的探索

《四个四重奏》集中体现了诗人在基督教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影响下,对人类苦难进行新的认识和探索的心路历程。长诗对人类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崩溃作了生动的、立体式的描绘,并进一步阐明了人类苦难的根源及其意义。     

朝鲜诗人车天辂汉诗中的“剑”意象研究

受盛唐诗风和中国剑文化的影响,朝鲜诗人车天辂汉诗中的"剑"意象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抒发了诗人尚武任侠的豪情,也是诗人无尽的孤愤和高洁品质的象征。"剑"意象抒发了诗人的远大理想,也成就了其汉诗雄健奇壮的风格。     

丁茶山诗论中的文学思想

朝鲜诗人丁茶山是实学派代表诗人,李朝实学之“集大成”者。丁茶山诗论中的文学思想体现在其文学观念、创作思想和审美理想等方面,核心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的“补政”功能,丁茶山主张诗人作诗首先要以儒家经典提升志向、以实用之学、民族之学增广见闻、加强修养,而后“触物兴感”才能成就佳作。“抑扬顿挫”、“形似传神”与“清新的民族风格”是丁茶山追求的审美理想。他在诗论中体现的文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实学色彩和美学价值,这不但成就了丁茶山自身创作实践中的鸿篇佳作,而且在朝鲜文坛上大放异彩,对当时和后世诗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国朝鲜后期诗坛接受袁枚诗学之状况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对朝鲜后期诗坛接受袁枚诗学之状况做详细分析:朝鲜后期的诗坛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清朝文学的?18世纪朝鲜诗坛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袁枚的,其中主要的朝鲜诗人是谁?19世纪初期至中期朝鲜诗人的性灵观到底与袁枚有什么关系?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袁枚对朝鲜诗坛有什么程度的影响?     

“来日无多”的诗学--林雪诗歌读记

林雪的诗歌独具特色,其内在的诗学内涵可以用“来日无多”来概括。这种诗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用苦难抵达诗歌。在苦难的写实中,诗人选择了抵抗的姿态。与这种抵抗姿态相适应,林雪营造了一种特有的诗歌结构美学。这种结构美学的主要特点有二：细节上想象力的膨胀和总体上结构的破碎。这两点是诗人反抗苦难的美学武器,反应了诗人的无力,也反应了诗人的力量。其美学后果是：与此前的诗歌不同,林雪的诗歌代表了一种有名句而无名篇的诗歌写作趋势,以前的诗歌传统往往是对名句且名篇的追求。从接受来说,晦涩是其必然的结果。这些美学特征都是反抗的逻辑延伸。     

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

驴、牛和马是古代的坐骑,但在中国、朝鲜、日本的传统诗文和绘画中,“骑驴”、“骑牛”或“骑马”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唐代诗人孟浩然作为一个布衣诗人,他的骑驴在后代形成了一个典范。朝鲜古代文人接受了这种传统,但结合其自身的生活而选择牛为坐骑,其蕴含的精神同于中国诗人之骑驴,都是和骑马相对,表现了在朝与在野、出与处、仕与隐的对峙。有趣的是,尽管在日本诗人笔下也有骑驴的描写,但却消释了驴马相对的政治意味,仅仅是出于对中国诗人外在标志的模仿。从三个国家汉文学中有关骑驴和骑牛的描写中,可看出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的形成、演变以及东亚文学世界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大自然的歌者——论济慈的自然取向

济慈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出于对工业文明的厌恶以及个人生活的苦难使得诗人对大自然尤为关注,他试图在自然中寻找在城市里消逝的美。诗人在诗歌里赞美、歌颂大自然的美和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却没有单纯地沉浸于自然的美景中而是利用在自然中汲取的力量乐观地面对人生的苦难。     

苦难生活的诗学想象与叙述——论白连春的诗歌创作

白连春是当代诗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体。通过对白连春诗歌的全面解读,认为白连春诗歌主要体现在对乡村与城市生活的苦难叙述和庄稼的礼赞方面,表达了诗人对苦难生活的真切体验和人民性的深刻理解,折射出作为一个底层农民游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所经历的苦难生活的关注力度和叙述能力,表现出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     

“颤动”于荒野上的“天问”者——鲁迅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读解

《颓败线的颤动》作为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其内容在整个《野草》中似乎并不是最晦涩的,但人们对这部作品意义的解释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作品表现了诗人对周作人夫妇恩将仇报的悲怨;一种观点认为是表现了诗人对某些背恩负义青年的义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诗人展现了旧中国妇女的生活苦难,表现了诗人对她们命运的深切同情和热情关怀。基于接受者应具有的对作品     

论埃米莉·勃朗特诗歌的思想特征

埃米莉的人生是苦难的,她对苦难的感触是深刻切骨的。她是为苦难而创作,因而她的诗歌是苦难的,也是自由的。表达苦难、向往自由是她诗歌的思想特征。这一思想特征缘于她不幸的生活际遇、消极厌世的人生观和孤独自省的心理品性。     

苦难·悲悯·诗意——从“成长三部曲”看曹文轩小说里的成长美学

曹文轩在"成长三部曲"中,分别讲述了桑桑、林冰、根鸟三位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成长。作品中所蕴含的以苦难、悲悯、诗意为核心的成长美学是一致的。即成长充满苦难,苦难却并未打倒成长中的少年,而是让少年满怀悲悯,以一颗敏感、细腻的心去观照外在世界的人和事。同时,乡村美好的自然景色,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也都让这成长充满着浓浓的诗意。     

论王梵志及其诗的思想

王梵志是隋代至初唐时期的一位平民诗人。由于王梵志亲身感受了生活的不幸 ,其诗洋溢着对现实的关注 ,对人民爱恋的执着追求 ,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王梵志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

朝鲜古代诗学对陈师道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高丽、李朝前期推崇宋诗，以“苏黄”指称江西诗派，对陈师道也表现出称颂和喜爱；李朝中后期，推崇唐诗反对宋诗，改以“黄陈”指称江西诗派，虽然承认其在宋诗中的地位，但反对其创作风格。朝鲜诗学还在次韵诗、诗人的性情和风格、琢炼等方面高度评价了陈师道，并在接受过程中体现了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