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苍生苦 诗中故乡情──杜甫与河南略论

笔下苍生苦　诗中故乡情──杜甫与河南略论王钦韶，马国强巍巍盛唐，诗艺辉煌；泱泱中原，诗星璀灿。杜甫──中国诗歌天宇里一颗光芒四射的恒星从黄河之滨升起，照耀着千年诗坛，传扬在万里人间。作为一个河南籍诗人，杜甫的血肉为河南土地所滋养，杜甫的性格品质为中原...     

回肠杜曲煎——杜甫杜曲诗述评

杜甫在长安杜曲先后约住三年时间，作诗虽不多，但却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本文从寂寞交游、叹雨伤时、人情冷暖和咏物抒怀等四个方面评述了杜甫的杜曲诗，杜曲诗不仅反映了杜甫这段生活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体现出诗人忧国忧民和积极用世的思想．     

杜甫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杜甫晚年流寓湖湘期间创作了15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所表现的爱国忧民情怀和经世致用思想，丰富了湖湘文化，并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杜甫后，学习和继承杜甫的湖湘诗人和学者代不乏人。为纪念杜甫在荆湘地区传播文化的伟大历史功绩，湖湘人民在杜甫生活过的地方修建了多处纪念杜甫的建筑。这些遗迹和名胜本身就已经成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了。     

杜甫赴秦州原因探析——以长安十年求官经历为依据

杜甫一直坚持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为何突然放弃官职西向秦陇？长安十年的求官经历是杜甫追求理想并为之艰苦奋斗的见证，同时也见证了他的思想变化过程。因此，可以从杜甫长安求官十多年的心路历程来探寻他离开官场西向秦州的原因。     

论杜甫的众生平等意识

本文从杜诗中探讨出杜甫思想中的众生平等意识，杜甫认为众生（包括君、臣、民）在生存和被尊重权上是平等的，同重的。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杜甫研究应讲求谨严治学——为纪念杜甫逝世1230周年而作

杜甫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堪称显学，一千二百年来杜甫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学术史的内容空前繁复与丰多，成就是主要的，缺憾也在所难免。本文就当前杜甫研究界的现状，提出杜甫研究中讲求谨严治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杜甫对朝鲜诗人丁若镛诗歌创作的影响

自杜甫的名字及其诗集进入高丽诗坛，便产生轰动效应，朝鲜名贤都极力学杜。丁若镛在朝鲜被誉为“杜甫还生”①的作家，他对杜访进行深入研究、广泛借鉴。本文将从丁若镛学习杜甫的主客观条件，并以其诗歌创作中对杜诗现实主义思想的传承；相似意境的营造；艺术构思的契合；主题表现方式的借鉴；意象的异曲同工之妙等为侧重点，对丁若镛学习杜甫予以探析，充分展现了世界文学名家的典范作用及对人类文学继承和发展的意义。     

浅析杜甫信奉道教的原因

关于杜甫与道教的关系,争论颇多,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认为杜甫对道教信仰的虔诚比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种否认杜甫信道,认为道教仅仅给杜诗增添了斑斓的色彩。从杜甫的诗赋入手,以杜解杜,继而得出杜甫有崇道行为和道教信仰,并从时代风气、个人心结、坎坷遭遇、多病身躯几个方面剖析了他信奉道教的原因。     

杜甫诗文与钟嵘《诗品》关系综论

钟嵘《诗品》作为中国诗话之滥觞，其卓越文学思想流润千古。本文旨在对《诗品》于杜甫一生文学实践的影响略作抽样论证。杜集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诗品》之句，但从对杜诗的解读中可知，杜甫诗中数处之用事，实应源于《诗品》。杜甫接触《诗品》的可能性可从对杜读过《梁书》、《南史》文学传等方面的考索中推知。杜甫论诗，和《诗品》有着极大共同性，于此可见钟嵘、杜甫二人文学思想某些方面的源流关系。     

杜甫诗歌意象的隐喻分析

隐喻是伴随着人类思维而产生的一种认知模式。利用意象图式和概念整合理论分析杜甫诗歌中的意象,解析杜甫诗歌的认知模式,有助于从隐喻的角度厘清杜甫诗歌中意象和隐喻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为理解杜甫诗歌提供一个合理的解读模式。     

杜甫诗歌创作与成都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视角关照杜甫在成都期间的诗歌创作,立足杜甫诗歌文本,结合成都文化的自然气候、生态环境、历史积淀、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内容,探讨成都与诗圣杜甫诗歌的渊源与关联。以典型意象为线索,梳理和解读杜甫在成都创作的诗歌,考察杜甫诗歌中的成都特色风物。以成都文化的历史演进为参照,将成都城市文化的典型特点,与杜诗在成都的新变相对比。从字里行间,从情感艺术,细细找寻隐逸在杜诗深处的美丽成都,慢慢体会成都文化赋予杜诗的清新韵味,详细考察成都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多方面渗透和影响。     

直笔在史臣－《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辩

杜甫《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二句旨意为何？是扬君之贤，还是斥君之过，历来解说不一。本文试从杜甫在自己众多的诗作中对君过所持的做法，对杨贵妃其人其事的态度，以及此二句诗在整首《北征》诗中所处的位置与作用等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认为这两句诗的真正指归，当是杜甫从尊重历史、批判现实的角度，对君王的昏庸、虚伪和残忍的作为，给予了较为婉曲的责难与讽Jian。     

“法”、“神”之论与钟嵘《诗品》

钟嵘和杜甫都重视诗之＂法＂与＂神＂。二人诗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但比之于《诗品》，杜甫的＂法＂、＂神＂之论则有着巨大的超越。杜甫诗论更多地体现出海涵宇宙的深广思想和对各种体式的欣赏与宽容。在诗之神化境界的创造观上，杜甫诗论也同样体现出与钟嵘的《诗品》的关联。飞动是杜甫所谓神化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杜甫对钟嵘主张清虚自然，富于生气的诗学思想的承接与张扬。     

论杜甫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

立足于对杜甫京城诗的解读,从杜甫独特的背景基础、价值观和审美意境三个方面探究了其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对进一步研究杜甫诗歌的风格大有裨益。     

长安陷落前后杜甫行止考辨

《往在》云：“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此诗表明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杜甫正在长安城内，然杜诗旧注均以为杜甫斯时已携家逃难至鄜州羌村。今检杜诗可知，杜甫于天宝十五载五月中下旬即开始携家往北逃难，途经白水、彭衙、三川，至六月上旬已抵达鄜州羌村。长安于六月二十三日前后沦陷，从时间上来看，杜甫完全有可能在叛军攻陷长安之前由鄜州迅速返回长安。若能确认杜甫于长安沦陷时正在长安城内，则《新唐书·杜甫传》所谓“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完全不能成立，身陷长安的他不可能由鄜州北上投奔灵武，亦不可能在途中为叛军所俘。此外，通过杜甫在长安陷落前后的行止亦可证《避地》诗乃是出于后人伪托，并非杜甫所作，《月夜》诗的创作时间亦可由八月前移至七月。     

仁者为圣——杜甫的人格内涵解析

本文从对杜甫“诗圣”美称中“圣”的含义的讨论出发,证明“圣”是对杜甫人格的高度赞扬,通过对杜甫作品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了杜甫“圣”的人格精神的内涵。并同时分析了杜甫媚俗的人格缺陷形成的社会背景,证明这并不是杜甫人格特征的主要方面。     

论杜甫致弟妹诗

杜甫致弟妹的诗歌既体现了殷殷手足情深，也包含了双重怀土之情，即乡思之情和恋阙之意。这既与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及时空的隔绝状况等共性因素有关，也与杜甫独特的身世经历等个性因素有关。     

论杜甫对冯至诗歌创作的影响

冯至是20世纪40年代新诗人中受杜甫影响最大、对杜甫精神领会最深的诗人之一。冯至从杜甫那里继承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继承了把内在生命和外在宇宙对接起来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继承了在诗歌创作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新精神,并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是杜甫千年之后难得的知音。     

均衡地作用──读冯至先生《杜甫传》的一些体会

均衡地作用──读冯至先生《杜甫传》的一些体会钱志熙在现代诗人中，冯至先生是继闻一多先生之后的又一位致力于杜甫研究、致力于向文学界和全社会传扬杜甫精神的著名诗人。凭借他们在杜甫研究上的实绩、加上他们在诗歌领域的特殊地位，对杜诗在现、当代的普及、杜甫精神...     

杜甫栖居草堂时期的精神困境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经济上的困顿,杜甫栖居成都草堂。草堂使杜甫从空间上避开了战乱,安逸宁静的草堂生活可从精神上弥补先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栖居草堂,乃是客观情势所迫,并不是真心归隐,杜甫以矛盾的心态对待草堂生活。儒家思想的影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两重性带给他情感归属的困难。草堂期间杜甫虽然表现出了怡然自得、尽享天伦的情趣,但他的心灵深处是复杂的,杜甫不能完全消融在自然之中,他在精神上始终挣扎在叹世思乡、忧时嗟身的痛苦之中。草堂不是杜甫的“桃花源”,只是给杜甫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并不能真正消解“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的矛盾心态带给他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