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扶贫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武陵山区贫困农户样本数据

本文利用武陵山区4省9县的271个样本研究了贫困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的意愿及行为.结果表明:在由政府主导的传统扶贫模式下,贫困农户参与扶贫的意愿总体较低,他们在扶贫活动中主要是"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参与",贫困农户在扶贫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遭到排斥;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扶贫活动中的政府角色、政府公正以及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等对贫困农户的扶贫参与均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政府角色"和"政府公正"还会通过"政府信任"对贫困农户的扶贫参与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政府角色"对贫困农户扶贫参与意愿的总效应最大,由此表明政府在扶贫活动中的"角色错位"是造成贫困农户在扶贫活动中主体缺位的主要原因.     

贫困地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实证分析——以甘肃省陇南市、定西市为例

依据可持续农户生计分析框架对家庭资产的划分,构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贫困地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的各子系统间存在“短板效应”,即农户家庭整体风险抵御能力取决于最短“桶板”的高度——最弱势子系统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尽管自然资源约束是农村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但从农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角度看,农户家庭自身所拥有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关系基础是农户抵御外部冲击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见,该分析方法可为精准扶贫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     

新农保农户参保缴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新农保农户参保缴费档次的选择意愿,建立了其影响因素的有序Pr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越大、婚姻状况越稳定、健康状况越佳,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农户收入来源多样化、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农户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越高、了解途径的权威性越强,对新农保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概率越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户选择参保缴费档次的原因,其中重点分析了大多数农户选择最低参保缴费档次的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贫困地区农户经济收入差异分析

据1986年统计,我国部分位于山地、高原及其它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年人均收入低于200元,农民的劳动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1986年开始,中央和省(自治区)政府进一步强化了扶贫措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在贫困地区开始得到更具体、深入的落实,到1989年,贫困地区中65％的贫困农户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30％的农户三年实现了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其中6％左右的农户年人均收入超千元,开始向“小康”迈进。显然,过去那种在贫困状态下农户收入“均衡”的局面已经被打破,户与户间的收入差异已很明显。为便于探寻产生收入差异的原因和农户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潜力,我们应用多元层次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家庭人力资源、人口特征、土地资源和生产工具几个方面对影响农户收入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农户视角下的新农保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605份问卷的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2011年在湖北省团风县和宜都市进行调研的605份有效问卷数据,从农户视角对当地新农保试点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主要分析新农保政策对农户家庭、老年居民生活的客观影响以及农户对新农保政策的主观感受,并得出每个农户的政策效果综合得分.结果发现:对大部分农户而言,新农保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然存在待遇水平不高从而影响新农保政策效果的问题.分析新农保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发现被访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及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会影响政策的效果.建议提高新农保的待遇水平,增强农户的缴费能力,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以此提高新农保的政策效果.     

农户非农收入的影响因素:对江汉平原5县市的考察

以前对于农户非农活动的研究主要是在对非农行为动机的研究上,还需要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在回顾农户非农行为理论和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利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劳动力教育程度、非农活动的从事地点和所从事的职业及农户耕地面积对劳动力的非农收入影响显著,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地区和社区视角下老年健康与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健康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领域。探究老年健康不平等及其影响机理,准确理解老年人健康指标的变化趋势,对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考察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和群际差异。本文还利用SF-36量表,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涵盖主客观健康指标,在地区和社区层面重点探究教育程度、个人收入等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理。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老年健康有积极的作用,物质资源越丰富的老人越健康;地区层面,经济发展给健康带来了正向的外部性,经济越发达老年人健康指数越高;社区层面,老年人生活的社区经济水平越高,其健康水平分化越严重。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老年健康体现为社区层面"低度平均,高度不均",个体层面"低度不均,高度平均",收入水平在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产生了相反的影响。     

农村家庭参与非农业活动的"推力"与"拉力"分析——湖北省西部山区的一项个案研究

文章利用一项对湖北省西部山区农户调查的数据,研究农户参与非农业活动的决定因素。计量经济学分析的结果表明:(1)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构成了农户参与非农业活动的“拉力”;(2)较高的文化水平、邻近城镇和较发达的商品农业能促进农户参与非农业经营;(3)土地的短缺对非农业活动的参与构成了一种“推力”;(4)较好的土地质量能促使农户专注于农业经营,抑制其参与非农业的倾向;(5)非农户和纯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由非农业经营和农业经营的收益率的差异决定。     

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广东城镇化进程分析

本文利用“五普”资料,分析比较了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状况,认为广东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在分析广东城镇化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关于中国NEET的分析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的NEET(notineducation.employ-mentortraining)状况,认为中国NEET族人数众多,并从其产生原因着手,认为中国NEET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在分析可能带来的危害之后,对解决办法提出简单的对策建议。     

我国婴儿死亡率的计算及其差异分析

婴儿死亡率常常被用采作为反映人口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及卫生服务水平,特别是妇幼卫生服务质量的敏感指标,同时,它对人口预测等一些关键性人口变量指标有着重要的影响,该指标计算的精准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我国相关部门所公布的统计年鉴中均不同程度地高估了我国的婴儿死亡率。究其原因为三点：概念的理解偏差;统计口径的不同;登记制度缺陷。     

明代男女比例的统计分析——根据地方志数据的分析

男女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对于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角度的分析无疑会对我们破解难题有所帮助。本文主要是对中国明代男女比例情况的研究。根据地方志上遗留的男女人口的统计数据,笔者计算了各地的男女比例,并分别对基本情况、变化过程、未成年人男女比例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通过这一初步研究,笔者试图把握明代男女比例的大致情况和发展趋势。从统计结果来看,明代中国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并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聚类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用离差平方和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年、2010年和2000年的人口老龄化相关变量（如老少比、年均人口净增长率等五个变量）进行Q型系统聚类分析,并用2011年的各类经济、社会变量对老少比进行主成分回归。研究发现：各地区依老龄化特点可以分为四类;影响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有社会发达程度、居民生活水平和性别比;近年来部分发达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且持续老龄化,而人口流出严重的欠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加剧。     

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重庆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包括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偏好、理想最佳生育年龄和生育目的四个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分析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倡导正确生育观及促进人口发展的政策建议。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分析

人口性别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合理的性别结构、协调的两性发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具有人口性别比总体偏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持续偏高、人口性别比区域差异明显、城乡差距大等特点。针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现状,应从消除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人为影响、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切实提高女性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对不同性别死亡率差异进行专项研究等多方面入手,优化人口性别结构、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     

中国流动儿童政策分析

本文从儿童权利平等的角度出发,结合2003年“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深入分析流动儿童政策的现状,剖析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关系,分析影响流动儿童政策制定、执行等环节的因素,针对流动儿童主要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私营企业内对劳动力就业歧视的分析

私营企业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对劳动力的就业歧视现象也日趋增多、严重,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对私营企业内的劳动力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加以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