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康”视域下新时代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农村“文化小康”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以农村“文化小康”体现的农民主体性、农村进步性、国家发展性三重价值维度为基础,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乏、政府主导性缺失、社会关怀度不够的突出问题。提出以切实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激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来加强农民的主体性与本位性;以保护与发展农村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优势文化,努力推动农村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来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复兴;以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来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农民,是农村“文化小康”视域下打破农村发展困境、助力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依据与路径选择。     

传统“家本位”思想及其延伸的现代启示

“家本位”思想及其延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家本位思想的延伸体家族是血缘群体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族文化有其团体的局限性、狭隘性和传统社会的宗法性 ,与其他群体可能发生冲突。主流文化多年来对其持恶意态度 ,今天 ,重新审视“家本位”思想及其延伸 ,分析它在增强民族国家凝聚力、建设社会伦理及其了解华人交往规范及家族企业成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对现代化建设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胎时代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安徽省C村的调查

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的基础上从理想生育数、理想生育性别、生育动机等方面来探讨我国农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理想子女数趋向于二孩,性别偏好开始弱化,生育观念趋于理性化发展.农民的生育动机逐渐将个人家庭幸福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生育意愿与实际具体的生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生育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从落后、保守向文明、开放化方向转变,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精神风貌也向现代化迈进.     

农民生育行为中的制度化逃避

近几年来 ,在农民的生育行为中一直存在着制度化逃避现象。它虽然在表面上并没有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而实际上为国家实现人口目标设置了障碍。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现象的蔓延可能会造成传统生育观念的回归。农民生育的制度化逃避 ,实质上是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实现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之间的一条最佳的变通途径。文章从经济、文化、制度三个方面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提出农民生育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才能使它最终趋向式微。     

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

根据“宜昌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意愿与行为研究”专题调研获得的有关数据 ,讨论分析了该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的构成 ,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间隔、优生等方面的意愿、态度、知识与行为的变化 ,以及在生育上将家庭幸福和对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的开明、进步思想。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文明进步方向转变     

新时期农村家庭伦理观念透视——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的考察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农民的主体性有了极大的提升,促使其家庭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家庭本位走向个人本位,从父权制、夫权制走向平权制,从传统伦理观念走向现代伦理观念等。但是,在主体性强势崛起的过程中,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农民未能很好地处理义与利、理与欲、主体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民的主体性走向了扭曲、沦陷和旁落,致使其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出现了很多偏差。因此,未来在构建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导农民正确处理价值原则与价值承担之间的关系,使主体性的提升与欲望、情感的满足处于平衡的状态。     

略论观念、制度与文化培植高出生性别比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观念是高出生性别比的观念基础;从夫居的婚居制是高出生性别比的制度根源;时下依然严重存在的男性本位是高出生性别比的社会文化土壤。高出生性别比植根于传统生育观念、父权婚居制度与文化之中。观念、制度、社会文化的变革是治理高出生性别比的治本之策。可喜的是新型生育文化正在我国开始萌芽。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伦理蕴涵与实践路向

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蕴涵。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基本特性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遭受极大破坏。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因此，建设新社会组织需要从乡村伦理入手开展自救式的乡村建设运动。而粱氏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突出强调的“乡农学校”激发农民进取心、倡导“合作主义”信仰、“熟习”推动科教融化、“信任”促进金融流通等举措，正是从乡村社会的伦理特征出发提出的路径设定。     

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

生育观念在逻辑上包含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需求三个层面.生育观念借助文化力传播,可形成驱动群体主导生育行为的主流生育观念,而主流生育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延续性与滞后性.决定群体主流生育观念的本源力量来自经济、社会环境,能动的宣传教育与新兴生育文化建设会推动生育观念的加速转变.这些概念的内涵与逻辑关系,构成描述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建设现代生育文化与稳定低生育水平

从历史发展看 ,现代生育文化替代传统生育文化有其必然性 ,在社会转型期建设现代生育文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计划生育领域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需要。因现代生育文化对人们生育观的形成和转变有着指导、改造、调控的功能 ,故建设现代生育文化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治本之策     

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传统文化的嬗变与农村社会秩序重建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即由共同体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这个过程离不开小共同体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共同体本位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发生嬗变,小共同体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变迁.从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即技术、制度、观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家族、礼治的对应关系中分析传统文化嬗变对农村社会秩序变迁的影响,得出凡是能发扬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或承载人性伟大的传统文化都拥有顽强生命力的结论.由这类文化培养的民间精英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将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农村社会秩序得到重建.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RV减速器间隙及关节摩擦对医用机械臂动力学的耦合影响

乡村文化的研究包括了乡村文化载体与乡村文化价值两个层面。乡村文化载体呈现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嵌入”而乡土文化不断“退场”的过程,乡村文化价值呈现了传统文化价值的“衰退”与现代文化价值的“新生”。两个层面的嬗变表征了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过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应对乡村公共文化载体治理与乡村文化价值功能做出反思,不仅要寻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接点治理”,而且应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与现代乡村文化价值的“双向涵化”。为了保证这一路径的实施,应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社区营造”能力,并真正确立起农民和农村的文化主体性。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从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的视角解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社会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过程。“个人本位”是对“社会本位”的超越，但“个体本位”并不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最佳状态和目标，必然会被新的形态所替代。克服“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两种片面倾向，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们对主观认识不断改变与提高的要求和结果。     

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

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郭世模何媛媛目前由于人口控制实行目标管理，每年各项人口指标的完成，是计划生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而一年一度人口指标的完成，这只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治标”措施，而“治本”，应是从根本上转变群众的生育观念。农民的生育意愿既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     

传统与变迁——从80年代农村改革小说看农民社会文化心理的嬗变

80年代是农民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的阵痛时期,在农民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精神的震荡和冲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观念的转变。逐步挣脱土地的精神束缚,建立起与土地的新型关系。二是商品意识的觉醒。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农民的心理空间,农民由自给自足型农民转向市场型农民,标志着农民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三是道德上的困惑与迷惘。自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道德观念的进步,但人们更多的还是困惑与迷惘:道德转型中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以恶抗恶”者的道德自省与困惑;欲望的泛滥与道德的乏力。而农民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归根结底在于传统文化的变迁。     

从“人生任务”看农民的生命价值

农民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寻求生命价值的实现。从家庭生命周期的历程来看,“人生任务”规定了农民在不同阶段需要承担的社会义务及其实现方式,义务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驱动力,农民在“人生任务”的实现中获得生命的“圆满”。家本位、代际关系与“过日子”是农民生命价值实现的核心要素,也是理解“人生任务”的关键概念,在实现任务的过程中农民获得了生命绵延感与死后世界的想象,获得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这构成了中国农民宗教意识的某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