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工子女状况的现状分析和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在以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城乡差异制约下,农民工自身在城市尚难以完全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并且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这不仅表现在农民工子女获取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需进一步妥善解决,并且对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公平又提出新的要求。本文通过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调查数据,选取户籍为农业户口的进城农民工样本,并对其15周岁以下子女进行性别年龄结构和分布特征分析,通过区分不同年龄段、不同流动类型和不同居住地类型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子女的辍学率和就读学校类型等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户籍管制放松、就读地选择与进城家庭教育支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2007),运用Two-Part模型研究户籍管制放松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有7~16岁在读子女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研究发现,户籍管制放松会影响进城家庭子女就读地选择;对于有子女在城市就读的进城家庭,户籍管制放松对其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家庭收入,放松户籍管制将会降低低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但会提高高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具体影响大小因家庭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总样本均值处,户籍管制放松1个百分点,进城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1.3945个百分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放松户籍管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教育公平,更在于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改善进城家庭消费结构和提振国内消费。     

农村渐渐“老”去？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导致农村老龄化较城市有更严重的态势;由于流向城市的不仅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还包括大量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因此,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特点。儿女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的生活呈现三难：独立生活难、看病就医难、情感慰藉满足难。农村老龄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1997-2015年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评估农村地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家乡父母的健康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对照组,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使留守父母过去四周患病的概率显著增加2.7%,65岁及以上的留守父母IADL受损概率显著增加6.1%。这种负面影响也显著地体现在对留守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上。研究发现留守父母的生活满意程度显著低于非留守父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亲的身心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比母亲更大;和女儿相比,儿子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道路上,农村地区留守父母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因此,政府部门应出台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政策,加强对农村地区社区和机构照料的投入,减少子女外出务工引发照料缺失给父母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北京外来工:社会学、经济学视角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１９９７ 年“北京外来工调查研究”课题在北京东城、崇文、朝阳、海淀４ 个城近郊区做的定点问卷调查（ 外来工２３８ 人） 和访谈调查（５０ 人） 及１９９７ 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从社会学、经济学视角研究城市外来工（ 流动民工） 的就业方式和生活交往方式；外来工的内部分层结构及其经济社会地位；外来工的工作、休息及福利待遇状况；外来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对城乡经济发展及个人发展的影响     

浅析城市药具管理工作——以舟山市定海区为研究对象

当前城市药具管理面临的问题：从舟山市定海区了解的情况看，城市的药具管理工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城区人口增加，药具管理工作量增大。舟山市区人口增加原因有：(1)舟山市自1998年提出“小岛迁、大岛建”的经济发展战略思路以来，许多小岛居民迁入定海城区；(2)中小学布局调整，一些小岛的中学生相继迁入城区就读，相当一部分家长为照顾子女就读，也落脚城区；(3)近年来，由于鼓励农村人口购房，出现了渔农民购房热，农村户口随之变为城市户口。     

农村子女外流对父母经济供养状况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农村外流子女和留守子女对留守父母的经济供养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他们在是否给父母钱,给钱的数量,给钱的方式,给物品的类型四个方面的差异,而且对女儿和儿子对留守父母的经济供养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子女外流所带来的子女对父母经济供养状况的变化。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北京市某区的问卷调查

利用"人口迁移与儿童发展的跟踪研究"基期数据,本文讨论了流动儿童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及影响因素,旨在回答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家长的个人生活经历与社会态度是否会影响到家长的教育期望这两个问题。结果发现,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就读于不同学校儿童的家长,其教育期望的确存在差异,但这与家庭的经济条件无关;儿童的学习成绩、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学历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等家庭的文化背景及家长的社会态度乃是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并且,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不同的。但教育选择(就读何种类型的学校)与教育期望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按照年龄及少年儿童时期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界定出深受父母乡-城流动和外出打工影响的第二代农民工,并对他们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他们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同时,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并未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此,本文建议继续密切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要关注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另外,建立对流动和留守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资料搜集系统。     

农民工的流动儿童生存环境与就学的相关分析

本文从湖南省湘潭市部分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状况出发,对其生存环境与就学率及学校取向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得出几点结论:其一,以户籍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体制是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难的根源,有必要建立与人口流动性相配套的财政投入机制来解决教育经费的区域划拨矛盾;其二,农民工流动性过强、公立学校借读费过高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了流动儿童失辍学率居高不下,政府应当逐步弱化按教育成本投入确定的入学收费制度,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素质,为孩子创造相对稳定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三,民办学校办学资格的缺失及城乡歧视形成的心理负荷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质量低下,政府应当渐近性地完成民办学校合法化整改工作,在城市主导价值观念下加速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过程。     

中国人口流动格局的十年变迁与思考——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通过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十年间我国人口流动的区域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东部沿海仍然是最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中部地区人口大量外迁的趋势依旧．西部地区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城市作为流动目的地．超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自于镇;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略有提升但务工经商人群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外出年龄有所推迟：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数量激增。造成上述特征及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城乡发展差距与要素集聚格局以及流动人口接纳安置能力与政策等方面的因素。今后我国人口流动需要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以及新型城镇化、主体功能区等新思路的安排进行舍理引导与配置。     

我国流动儿童生存和发展：问题与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概括和分析全国流动儿童的人口学特征、迁移特征和受教育状况等关系流动儿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情况。流动儿童规模庞大、增长迅速、且分布高度集中,多数来自农村;跨省流动儿童约占三分之一;他们作为父母的随迁者已属于长期流动的人口;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有所好转,但情况依然不乐观．仍然有2．94％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流动儿童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问题亟待解决。文章分析结论期望能为流动儿童各方面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的依据。     

中国城市贫困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城市贫困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以2003年“城市贫困课题组”在抚顺、合肥、重庆开展的城市贫困与儿童救助的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和概括了贫困儿童的教育基本状况,使用序次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了贫困儿童年龄、性别,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等特征对贫困儿童学习状况的影响及作用方向,深入探讨了城市贫困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及城市贫困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尝试针对构建儿童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和建议。     

关于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接受完全义务教育机制的构建

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不能获得完全的义务教育,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机制尚未形成。本文在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和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模式,并就其配置模式指出发行教育券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选择。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日渐严峻的现状,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制度保障滞后、流动人口自身素质低下、社会教育与管理体系不完善四个层面,系统研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快制度改革步伐、有效配置教育资源、构建三维教育体系等相关对策和建议。     

家庭背景与流动儿童的留城意愿——一项基于家庭教育内容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7年年末在南京市进行的流动儿童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资料，以家庭对其子女“如何与城市人交往”的教育内容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家庭背景的流动儿童是否有着不同的留城意愿。研究发现，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其子女的留城意愿存在着显著影响，而流动儿童的家庭背景差异也影响着家长的教育内容。     

Rural–Urban Child Height for Age Trajectories and Their Heterogeneous Determinants in Fou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rge literature on health differential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relies almost exclusively on cross-sectional data. Bringing together the demographic literature on area-level health inequalities with the bio-physiological literature on children’s catch-up growth over time,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stability and origins of rural–urban health differentials. Using data from the Young Lives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poverty, I present evidence of large level differences but similar trends in rural versus urban children’s height for age in four developing countries. Further, 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environment such as their household wealth, mother’s education, and epidemiological environment explain these differentials in most contexts. In Peru, where they do not, children’s birthweight and mothers’ health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suggest that initial endowments—even before birth—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residual" rural–urban child height inequalities. These latter results imply that prioritizing maternal nutrition and health is essential—particularly where rural–urban height inequalities are large.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area-level health inequalities should begin even before birth.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与影响

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中,对子女的监护方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考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基础上,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的方式与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监护方式可以按地区角度、孩子被监护角度和对子女教育监护要求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划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与子女交往的方式以及他们自身所形成的多元教育观念。     

Resources, Fertility, and Parental Investment in Mao's China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come differences across social classes were compressed. Formal education was not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personal income. In this study,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income between white-collar and blue-collar families, although white-collar parents had more education than blue-collar parents. In urban China, wher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high, couple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al status appeared to make different trade-offs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Urban white-collar couples had fewer, but better-educated, children than their blue-collar counterparts. In rural areas, white-collar couples still had better educated children than blue-collar couples, but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lifetime reproductive success.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that incidentally helped reinforc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population encouraged urban coupl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resources (i.e., cultural capital rather than income in this case) to adopt different reproductive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