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邮驿述论

清代中国政治管治的板块化特征,使其邮驿制度因地而异?河南位处要冲,连接南北,其典型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清廷基于控御全国物流与信息流的需要,以大梁驿为中心,按照各驿站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建立了连接南北?层级完备的地方性邮驿体系?这一体系涵盖驿?铺?塘?所等多种形式,包括人?畜?车?船等驿递手段,共按极冲?次冲?稍冲?偏冲四个等级区分职能轻重?随着国内政局稳定,军务减少,清廷调整行政区划,加之灾荒频发造成驿路变化,河南邮驿体系积弊丛生?清廷随即加强了对地方邮驿权限的收束与整肃?河南邮驿制度的变迁,反映了清代前期中原经济地理的面貌和发展轨迹,也展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     

清代福建公文传递制度研究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近代通讯手段未引入之前,其公文的传递仍沿袭传统的模式。在这样的格局中,作为中介权力机构的省一级地方政府,必然是上令下申和下情上达的主要环节。其在辖区内所实行的公文传递制度,既是清代公文传递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公文传递的缩影。本文拟钩沉清代福建公文传递制度,由此管窥有清一代公文传递制度的概貌。     

明前期驿递夫役佥派方式初探

明帝国在开国之初就构筑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庞大而严密的驿递系统，其对明政府政权的巩固、政令的畅通、运输的便捷及经济贸易的发展等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整、高效的驿递系统。然而，为维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明政府主要以随田粮佥派夫役，杂以特殊人、户充当驿役。由于这一系统体系庞大，构成复杂，耗费至巨，且推行日久，病弊百出，驿递夫役不堪重负，不但大大降低了驿递系统的功效，而且使驿递负担成为贯穿有明一代的社会问题     

汉代丝路上的“信使”与“翻译”：悬泉汉简所见“驿骑”与“译骑”

悬泉汉简中将骑马传递信息的人称为“驿骑”,负责递送比较紧急和重要的文书。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骑马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骑”有时被写作“译骑”,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某些“译骑”指邮驿系统中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骑手,可以在传递文书的同时兼任翻译,将他们记为“译骑”是为了与“驿骑”相区分。在先秦两汉典籍中还记载了一些专职翻译人员,亦即“象胥”“译”或“译者”等,为少数民族首领、国家机构或官员承担翻译工作。从悬泉汉简来看,这些专职翻译人员设置较少,在大量的民族交往活动中往往是由“译骑”等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兼任翻译。无论是专职翻译,还是兼职翻译,他们都对两汉时期的民族交往和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作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的急递铺肇始于宋，元朝已普遍推广，至明代则成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的邮驿三大机构之一，且居于首位，日夜不仔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急递铺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其中不甚明晰的问题诸如急递铺的数量、急递铺的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还订正了过去人们长期认为叨代急递铺是马递的误解，而得出了明代急递输是步递的新结论。并指出急递铺的创立足邮驿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的广泛设立也有助于商业的贸易，促进沿途经济的交往、文化的融合和风俗的同化。     

解放前呼伦贝尔地区邮政及驿站通信史况

呼伦贝尔地区的通信历史悠久，解放前经历了由传统邮驿到近代邮政创设和发展的历史变革。早在元代，根据政治和军事需要在这里相继设立邮驿等通信设施，用以飞报军情、传递官方文书。清代，为了传递公文、抵御沙俄，在原有驿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卡伦通信模式。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塞北邮驿，对保持边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巩固边疆发挥过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之后，沙俄趁机入侵，在这里建立了“客邮”，近代邮政事业开始在呼伦贝尔萌芽。晚晴至民国期间，呼伦贝尔近代邮政发展较为迅速，表现为邮政处所数目增多、邮政业务广泛、邮路多样等方面。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呼伦贝尔地区邮电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清代的邮驿立法

清代邮驿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而清代邮驿立法却很少有人关注。本文就清代邮驿的组织和管理以及有关立法作了探讨 ,并简要分析了清代邮驿立法的作用和演变的主要原因。     

“置邮传命”与政治运转:清代“邮政”的传统内涵

"邮政"一词,其涵义在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转化过程。清代的"邮政",主要以"置邮传命"为宗旨,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担任传书递命以及作为维系朝政运转、训谕直省督抚及肃清州县吏治的政举。其重心,不在邮递之具体运转,而在于驿传的政治含义,亦即是其与朝政国命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之中,邮驿之"政"义未能给体制本身的顺利运转提供足够的支持,在清末改革的背景中逐步被"裕国便民"的新式邮政所取代。     

论明代公文运作制度

论明代公文运作制度颜广文明代是我国文官制度的成熟时期。明朝人认为：“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必假文移而悉达。”①可见，明代统治者已认识到公文运作的顺畅，对于国家政权行政职能的发挥有着一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十分注意公文运作制度的建设，这对清代及近代的公文制度...     

宋代的驿馆与邮传

驿有供往来使臣递卒食宿之房舍 ,故称驿馆。驿与驿相距 6 0里左右 ,与递铺构成邮传网络 ,是这一网络的联结点。驿有驿子、驿吏和递卒充役 ,有接待使臣、提供食宿、驿马、传送递角、担擎车驮运输物品等功能 ,东京和沿边驿馆内还可进行商品交易。驿对稳固边防、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金代金银牌考述

金代如同唐、辽、宋各代一样 ,也有符牌制度 ,其中的牌制较以前各代更为发达、完备 ,本文在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及少量实物资料的基础上 ,对金代牌制主要是金银牌的起源、发展及应用作一考述 ,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①一、金代金银牌的起源和发展在金建国之前 ,女真族就存在着牌子 ,“初 ,穆宗之前 ,诸部长各刻信牌 ,交互驰驿 ,讯事扰人。太祖献议 ,自非穆宗之命 ,擅制牌号者 ,置重法。自是 ,号令始一。”②《金史·太祖纪》同样记载 ,“穆宗末年 ,令诸部不得擅制信牌驰驿讯事 ,号令自此始一 ,皆自太祖启之。”又《金史·世纪》载 ,“初 ,诸…     

清代福建解元研究

清代福建共有解元106名,在附郭县、沿海县、驿站经过的县集结现象明显.清代福建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迭29.25%,是普通举人中进士比例的2.17倍.三举以内而中进士的解元占清代福建解元总数的74.19%,福建解元在仕途上并不显达.清代福建解元既有来自科举大族的士子,也有来自贫寒家庭的读书种子,其中不乏林旭、朱仕琇、郑孝胥、张腾蛟等名人.     

壮语及相关汉语方言中的特殊量词“站”、“铺”、“塘”考释

本文论述壮语中向来被忽略了的特别而重要的量词：表示“十里”的ｐｈｏｕ５（铺）和表示“百里”的ａ：ｍ６（站），同时论述相关的汉语平话方言、粤方言南宁话的特殊量词“铺”和“塘”，考证这些量词与中国古代邮递制度有关。文章结尾指出认识上述特殊量词在语言调查方法上的启示     

基于ISM模型的水文水资源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递阶结构模型的实用方法,对水文水资源工程专业最有特色的、最主要的七门课程进行了分析并绘制了多极递阶有向图,从而给出了该专业主要课程的体系结构。     

层递格分类探析

层递辞格有外部和内部两种分类。目前的层递格内部分类主要是单项递增和单项递减。事物之间的联系体现在语言中是层递格的多项递增和递减,因此,层递辞格应分为单项递增、单项递减、双(多)项递增、双(多)项递减和增减并存五类。     

西夏公文驿传探微

西夏以兴庆府 (今宁夏银川市 )为中心 ,驿路干线纵横交错 ,遍布全国 ,沿途广设驿馆、驿站 ,星罗棋布 ,初步形成集交通、邮驿、供给于一体的交通通信网络 ;并制定了坐骑征用、逾期罚罪、合符、盗窃失毁文书罚罪等一系列驿传制度。从而保证了西夏公文迅速、安全地传递。     

清朝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职官机构及其职掌、职权

清代,中央政府极为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管理。早在其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6),创设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蒙古衙门”。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完善组织机构,成立了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理藩院内设尚书一名,左右侍郎一名,额外侍郎一名。下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及理刑六个清吏司。其中典属清吏司设郎中二人,员外郎八人、主事二人、笔贴式十人、经承一人、贴写书吏二人。他们除掌办外扎萨克(即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蒙古)划定边界、会盟、屯戍、封袭、驿递;     

起源与盛衰：清代民间报房京报再考辨

“京报”与“邸报”在清代都常被用于指称传播政治信息的载体，两者的混用亦反映了清代官方发报系统与民间发报系统的交织。有关清代民间报房的两种起源说中，“荣禄堂”说不足为信，“白本报房”说暂无实证，二者都缺乏说服力，而原本被视为早期民间报房的“公慎堂”实际上属于提塘共事的公设报房，且至晚于道光年间仍在运转。民间报房的出现与提塘报房的发报活动有着密切联系，而报房京报的繁兴也因于受众信息需求的变化。民间报房在新式报刊兴起后曾长期扮演代印代派的角色，报房的地理分布则在北京媒介空间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报房京报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清代政治信息传播媒介的变迁，而京报由盛转衰主要是因为其合法性的丧失。     

小说《李自成》地理方言小议

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写了许多李自成的家乡——陕西米脂的地理方言,乡土气息较浓,增强了真实感。但有些地理、方言在米脂人看来,运用得并不恰当。兹举二例: 其一,银川驿。《李自成》第二卷217页的注中说:“银川——明代的银川驿,在米脂县东北数十里处。”891页的注中又说:“银川——即明代的银川驿,在米脂县城东北。”米脂人一看,就知道是错的。米脂县广大群众世代相传,李自成当驿卒的驿站,就是现在城内马号坑台的马号遗址。李自成送公文     

试论清代立法过程中的公文运用——以耗羡归公在福建省实施过程中的奏折运用为中心

本文以耗羡归公在福建省的实施为例,通过对雍正皇帝与福建官员奏折往来的考察,初步分析了奏折作为一种特殊公文,在清代立法过程中,对立法效力、立法效率、立法的针对性以及立法的代表性等所起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