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的援助：国民政府与韩国光复军之组建

1940年9月17日,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韩国临时政府方面认为光复军应为中国军队之“同盟军”；而国民政府方面认为其性质应为参加中国抗战之“志愿军”。这种理念分歧导致光复军正式编组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终,国民政府制定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光复军得以编组成立。但中韩双方之分歧并未因此弥合,光复军之隶属问题反成为此后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对日宣战原因辨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国局部抗战开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 ;194 1年 12月 9日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前为什么不对日宣战呢 ?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即日本未宣战 ,对英美的依赖和“安内”问题。基于以上错误认识 ,国民政府便把中国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 ,在日军的侵略面前 ,错误地执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本文拟对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对日宣战的原因作粗略分析     

淞沪战役与中国抗日国防战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即为“抗日国防战略”,暗中准备抗日部署,1935年到1937年中国政府以我国的地域条件做基础,估计到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决定以持久战赢得胜利,所以,中国之国防态势明确地按照国防战略计划确立为以武汉为中心经营长江流域国防设施,建立自西向东的梯次防御体系.“七·七”事变后,凇沪战场的开辟是国民政府以西南为抗战基地实施持久抗战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果上看,这一应战方略实现了国民政府的预期目标,与此前的战略思想是吻合的.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1939年在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由此确立了新的县政体制,即当时学人所大肆宣扬的新县制。新县制中,国民政府浓装艳抹县及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把基层民意机关称之为“有相当职权”的组织部门。历经十年,国民政府在全国3/5的省份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基层民意机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

近日阅读了几种《中国革命史》教科书,发现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未作正确记载。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如同它的出现一样,是中国政治、经济诸种因素下的产物,无论对于中华民国史或中国革命史都是重要事件。但有的书籍将1949年4月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当作国民政府结束的日子,有的则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国民政府的覆灭。这些记载都是不正确的。更多的《中国革命史》则不告诉读者国民政府结束于何时。其实,国民政府并非由我们加以“覆灭”,而是国民党根据自身的需要,由它自己宣布结束的。这里必须区别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内外合力中的国民政府首都建设经费筹措（1927-1930）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启首都建设,但南京市财政困境无法提供充足经费。在国民政府和南京市府的双向合作中,首都建设经费借助“外力”:索取中央与江苏省资助,要求地方分担经费;发挥“内功”:整顿市产与车捐,发行建设公债。在内外合力之下,“国政”与“市政”相融合,“党国”权力渗透进首都建设,经费筹集取得一定效果。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初期的经费筹措充分反映了新生政权的自我权威构建。     

抗战前国民政府训政的演变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历史中,“训政”时期延续了20年之久,抗战前的国民政府训政是奠基和初期实施阶段。由于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牵制,训政的纲领以及训政体制的形成,有一个曲折演变的过程。为了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抗战前的国民政府把“安内攘外”确定为具有全局性的战略国策,这一战略国策使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不断增强“党治”色彩,走向专制独裁。然而历史事实表明,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还没有从整体上完全形成个人专制独裁。政权由初建到相对巩固,在有些方面还有进步的趋势。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民国时期私立高等学校述论

民国时期私立高等学校大致经历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初步发展、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规范化发展以及后期的持续发展等三个时期。主要呈现出政府的鼓励性政策与创办者的广泛性、董事会管理机制的近代民主性、办学规模的递增性、分布地区的不平衡性、办学经费与承受能力的脆弱性等基本特点。民国时期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为争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现代化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文化现代化是在"内忧"和外患下开启的。这种文化现代化虽然不是一种自觉的现代化,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十年确实也有着有益的实践。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的本质,文化的发展始终在现代与反现代的潮流中艰难前进,它是被扭曲了的文化现代化。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对"迪克西使团"来访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迪克西使团"援助中共的合理建议虽然未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但"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共而言,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对国民政府来说,它成为制约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前不敢发动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基于《修正出版法》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新闻界的统制,要求新闻界必须服从政府的内外政策,言论记载要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不得逾越。但是,新闻界的救亡诉求与此相去甚远。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修正出版法》为新闻界立一个新的言论标准和惩戒依据,该法在1935年遭到了新闻界的抵制,显示了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紧张冲突的一面。随着国难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新闻界在国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暂时让渡了部分权利,二者的关系得以调适,这为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总之,从《修正出版法》可以烛照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民国时期民族政策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与西学东渐浪潮之下的西方民族主义双层影响下的产物.民国时期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既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盐专卖制度

盐专卖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藉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维持了战时盐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兼顾国课民食的目标.同时,通过对食盐价格的控制,也有利于国统区物价的稳定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宁.当然,在战争环境中实施盐专卖制度本身已有很多困难,难免产生许多弊端,而国民政府的吏治腐败更使之雪上加霜.     

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制度建设述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文官选拔制度、考绩制度、薪俸制度、审计制度和监察制度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建立了到当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但由于当时客观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本身的缺陷等纷繁复杂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制度建设的绩效从根本上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本土化与均衡化： 以西北联合大学建立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后发外生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始终面临着制度调和与区域均衡的双重挑战。1927-1937年前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初步发展了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在此过程中,制度借鉴与结构调整成为当时高等教育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从北平大学的出现到西北联大的建立,这一变迁过程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制度移植的本土化尝试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