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的选择行为,应当区分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而界定理性或非理性选择,应当以主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和发挥认知为判断依据。文章在梗概比较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个体的风险态度,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大数定律”解说了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     

决策黑箱: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新探

现代金融学关于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依据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金融学基于理性预期认为投资主体决策的依据是信息;而行为金融学则从非理性出发认为主体决策不仅依据信息同时还由心理和情感因素决定。由于金融市场中投资主体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同时存在,在承认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暗含着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默认,认为投资决策是一个存在"决策黑箱"的心理过程,投资主体依据理性还是非理性主要由主体情绪和信息获得与处理的复杂程度决定,对于相同的信息投资者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得出不同的判断,导致证券价格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决定集群行为的大数定律最终会发挥作用。     

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

本文在有限理性的分析框架内 ,将理性抉择者描述为“行为经济人” ,认为行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有一个实现程度的问题。文章依据现实把有限理性划分为三种状态 ,并针对决定或影响人的理性发挥的主要因素 ,建立了描绘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理论模型。文章重点分析了被行为经济学视为非理性抉择的金融市场 ,认为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的活动是一种有限理性程度极低的操作行为 ,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行为。     

制度变迁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博弈理论,阐明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经由有限理性个体的选择行为作用于制度变迁过程的机理,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制度环境中个体行为的规则遵循与理性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论证了转型经济中制度变迁的多向性(或多重均衡性),以及秩序对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

经济学关于投资选择模型的分析和研究从属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理论。本文通过对选择理论的概要回顾和评说,将投资选择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对每一种模型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隐性和显性交叉,而这种交叉关系体现了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的相容性。文章指出,从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投资模型的底蕴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将"行为最大化"作为一种公理来看待有着部分的合理性;从人们的实际投资行为来分析,"有限理性"和"偏差行为"贯穿于人们投资选择的始终。本文将理性和非理性投资模型综合于统一的框架,着重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     

基于选择理论的农民人情消费问题探析

农民人情消费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一些理性选择行为正在为一些非理性选择行为所代替。农民人情消费对农民社会发展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应加强思想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使农民对人情消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发挥乡村政府机构的引导作用,树立良好的人情风尚;引导和帮助农民学会理财,形成理性的人情消费模式。     

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农村政策的选择

农民"非理性行为"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农民行为看成"非理性"的原因,或者是将理性行为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对农民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缺乏了解.所谓的中国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农民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政策应当努力解除农民所面临的制度约束,避免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农户个体选择行为——以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业为例

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通过分析社会理性选择与农户个体选择的差别与矛盾,利用不同的选择模型,得出外部效应导致了农户的"非理性"选择的结论,并对如何将农户的"非理性"选择引导到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方法做了探讨.     

理性与非理性:女直销员职业选择与流动的逻辑与困境

通过对女性直销从业人员的追踪研究,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视角下分析社会变迁中女直销员的职业选择与流动。研究发现:直销行业中的文化场域对女直销员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对她们的非理性选择有重要影响;女直销员之间的微观关系是直销运作模式的宏观体现;她们的职业流动与选择的动机没有直接关系,但与目的有直接关系,从理性或非理性到理性是其职业流动的逻辑;直销的场域、运作中的熟人关系和女性就业本身的弱势地位共同建构了她们职业流动的困境,使其很难实现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上的平衡。     

个体决策非理性行为的实验验证

前景理论对基于个体理性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决策原则提出了批判,该理论认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个体决策存在框架效应、参考点和确定性效应等非理性行为。对120名大学生实验参加者进行了实验室实验,实验结果表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个体决策存在风险态度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个体的决策过程并不单纯是由期望效用所驱使,还受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实验结果验证了个体决策过程中框架效应、参考点和确定性效应等非理性心理特征的存在。     

理性与情绪: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看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选择

文章通过引入情绪变量,系统地阐述了不确定状态下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机制。在信息不完备的领域,尤其在处于高速发展、剧烈变动以及制度转型的社会结构中,重视公众情绪变化与政府政策的相互作用机制和疏导机制,提高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这是降低转型社会中不确定性的重要保障。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

人的选择行为不仅可以由理性思维支配,而且也可以由感性意识支配,并且后者有更基础的支配作用。韦伯强调了从意识形式上评价选择行为的合理性;西蒙在韦伯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的条件限制问题,并建立了有限的过程理性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从意识形式研究理性选择的必要性与意义。但是韦伯和西蒙都忽视了选择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形式,因而他们对选择行为的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凡勃伦和波兰尼等人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及其重要作用,为研究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行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批评

亚里士多德在批评“德性即知识”的命题时,认为苏格拉底抹煞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忽视了意志和情感在德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二分的思想,认为德性是理性对灵魂欲望部分(非理性部分)的控制和正确引导,而恶就是由于理性失去了对非理性的欲望的控制。由此,他不赞成“恶是出于无知”“、无人自愿作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了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的行为,在这种行为实践中,人始终是自己行为的始因,所以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包含着意志论和责任论思想的萌芽,这是他不同于苏格拉底单纯知识论伦理学的关键之所在。     

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纠结的理性与不确定性

理性选择理论的建构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注重演绎方法的运用,因其逻辑与现实的不尽一致而遭到广泛批评。当代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也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丹尼尔.卡尼曼即通过分析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心理而提出期望理论,销蚀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而使理性选择理论纠结于理性和不确定性之间,陷入了要理性还是要充分应对不确定性的两难境地。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

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两种选择行为方式。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理性选择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但是 ,理性选择必须通过感性选择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应当探索两者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的机制 ,实现理性选择的感性化和感性选择的理性化。     

个体极端行为及其影响因子LOGIT分析

转型社会的特殊性导致个体非理性行为日益凸显,极端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个体行为非理性因素是极端行为的产生根源.文章通过131例极端行为个案调研,运用LOGIT模型分析研究发现人格因素和情景系数是决定极端行为发生率的有效变量,人格变量受气质、人格和自我控制三大因子影响,极端行为中的人格因子是可衡量的,基于气质、性格和个体自我控制三因子有效性,显著极端行为人存在预见可能.不同于传统心理学从认知角度考量人的行为,尝试结合经济学手段来定义极端行为的选择因素.     

中国股票市场稳定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冲突性制度分析

中国股票市场的稳定已经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作为股票市场的主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股票市场稳定运行的最重要因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诸多的非理性选择,直接影响到股票市场的波动。这种非理性选择的结果有着其必然的制度性成因,在这种必然性的制度冲突下,即使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个体的理性选择,最终也会形成群体的非理性选择。     

中国早期理性选择论

作为中国早期理性主义、合理主义一部分的理性选择论，包括了一些彼此相关的论题和论域，如什么是值得人做的和人能够做什么，什么是人的行为的驱动力，什么是人实现自我选择和目标的最佳方式，人的行为结果如何被优化乃至最大化，人的理性是否能够使人的选择和行为愿其所愿、得其所得，对这些论题的思考和提出的主张，在东周不同学派中有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正如个体和社会的理性选择行为及其概念化过程伴随着人类整体文明的适应和演进那样，古代中国文明的适应和演进也是在个体和社会的理性选择行为及其概念化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