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和预测，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的新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格局将取决于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的相互作用。亨廷顿敏锐地观察了当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为国际政治注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能会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未来国际政治冲突模式”的几点思考─—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对“未来国际政治冲突模式”的几点思考─—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刘鸣塞谬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一文，是冷战结束后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它通过对历史各进程特点的分析和竞争形式与目标演变的考察，为未来的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勾划了基本模式——即新世界的基本...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评析

冷战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分为八大文明，文明冲突将决定国际政治。在宏观层面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在微观层面上，冲突发生在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之间。同时，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永远不会泯灭，否定文明走向融合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亨廷顿还认为伊斯兰文明将与儒家文明相结合，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亨廷顿的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启蒙为何未能带来永久和平?

关于文明对话或文化对话的问题 ,已经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 (或者用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家罗尔斯的术语来说“世界社会”[worldsociety])最为紧迫的中心课题之一。十年前 ,美国哈佛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 ,一时间让国际学术界失去平静 ,各种见解聚讼于斯。与此同时 ,政治家们也开始寻求“后冷战时代”料理国际关系的各种替代性方案 ,诸如所谓“第三条道路”、“后殖民政治”、“世界多极化”、“政治区域化或集团化” ,等等。“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两极对峙的政治张力曾经支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 ,但随着这一张力的消失 ,国际政治秩序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平衡 ,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一轮“华山论剑” ,强大的美国开始纵横江湖 ,仿佛失去了对手 ,“天下第一剑”的心理滋长了“孤独求败”的傲慢心态。于是 ,国际政治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困境 :失去力量制衡的基础也就意味着失去重建秩序的条件。今天的世界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罗尔斯所吁求的“公平的正义”。即使我们不计长期僵持不下的阿以冲突 ,仅仅是最近二十多年间 ,两伊战争 ,解放科威特 ,轰炸科索沃 ,“9·11”恐怖事件 ,直至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 ,已经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足够热闹了。这是怎么     

试论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趋势

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两霸争权化为多极性政治格局，区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迭起不休。对此，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强调当今世界对抗的主线是基督教文明同伊斯兰教。儒教文明的冲突，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它是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两种文明对抗的延续，集中体现在政治一军事对抗方面，因而最具有不稳定性、爆炸性和危险性。基于这种观点，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扩大中东的外延，把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划归中东的地域范畴，对其今后的发展状况…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几点思考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93年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 其传播范围之广泛,引起争论之激烈,在近年的社会科学领域,恐怕无出其右者.一篇两万言的“短文”激起如此波澜,实在是因为亨氏雄心勃勃地向世人推出了一种冷战后社会国际政治的新视角——“文明冲突论”,而且一再宣扬其权威性并咄咄逼人地质问道: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的话,又是什么?”于是乎,各国各地区学者竞相出来反应,见仁见智、评长论短,一时间,围绕《文明的冲突?》(以下简称《冲突》)所展开的争鸣真有几分“文明冲突”的意味.我国学者对该文反应尤为强烈,不独因为文中特别强调儒教——伊斯兰教两种文明的联系将是未来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还因为几年前围绕作者另一本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展开的有关“新权威主义”论战至今仍余波未平.与前者不同,这次对《冲突》的主要观点,我国学术界持批评态度者居绝对优势,认为“文明冲突论”有着“致命的谬误”,是亨廷顿“意欲成为新时代的乔治·F·凯南”的应时之作.笔者以为,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那么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也大多包含几分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心平     

文明的冲突抑或共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罗尔斯"重叠共识"论之间

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极化和多文明的社会 ,文明的冲突和基本人权的扩展并行不悖。这一新趋势既存在于各个民族国家内部 ,也同样存在于国际社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论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时代的这一重大趋势提供了可谓是互补性的基本分析框架。也许 ,两者之间的某种“综合”可能为“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一种可行的理论线索。     

文明冲突论:被揭示的与被遮蔽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分析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框架,但未必如其所言般地准确。因为从亨廷顿的论证来看,在历史学意义上存在着基本的事实与逻辑错误,在国际政治学意义上掩盖了非西方与西方冲突背后的的利益指向和权力结构关系。所谓文明冲突论,特别是把矛头指向中国,是亨廷顿因不能正视西方文明的罪恶污秽面而对非西方文明产生的强迫性冷战意识,是殖民主义心理负担重压下的精神分裂性虚构。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文明观与国际秩序转型

百年变局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为回应以“文明冲突”为代表的新冷战思潮,破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困境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范式超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狭历史叙事,突破了“普世价值论”的话语陷阱和西方文明冲突的谬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在西式文明观再次将世界引向意识形态对抗危险陷阱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明观阐释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秩序重构指明了方向。     

全球化与价值冲突

价值冲突是价值、价值观念的冲突。其基础是利益冲突。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都存在着价值冲突 ,其基础是经济价值冲突 ;突出表现是政治冲突 ,甚至事件冲突 ,在观念上反映为文化心理上价值观念的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 ,把当今世界的冲突归根于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是流而不是源 ,他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未能把握本质。文明冲突论实质是为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作辩护     

文化博弈与全球政治——冷战以来国际政治的新视角

文化博弈是冷战以来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冷战后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 ,全球文化博弈具有了新的特点 ,文化趋同和文化分裂同时进行 ,不同文化 (文明 )的冲突持续升温 ,“文化霸权”与反“文化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文化博弈的天平越来越向西方国家倾斜。如何在新形势下努力适应全球化潮流 ,积极吸纳西方先进的文化因素 ,同时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主张”到“塑造”——试论提高中国在重塑国际秩序中的自信与自觉

在战后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自由贸易所掩盖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掠夺、排斥为基本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秩序的不合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但是,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还缺乏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权力转移的趋势加快,中国塑造、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体系亦正处于重大转折期。重塑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提高重塑国际秩序的自觉性和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大课题。     

试析欧美盟国体系走向及其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

由于欧美关系的架构对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的最终形成将产生重大影响,因而自冷战结束起,欧美关系的演变就一直萦绕于国际政治的中心。小布什继任以来,欧美关系的僵局似乎得以扭转,那么欧美盟国体系究竟将如何演进?修复抑或重建?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欧美在联盟价值取向、战略政策及利益等方面的分歧,认为建立于冷战背景下的欧美正式的盟国体系逐步走向解体,重新塑造欧美关系是当前及今后跨大西洋关系的实质。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关系越来越成为欧美关系的主要形式,而这种新形式的欧美关系对世界和中国崛起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坚持从战略全局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与经济领域的热火场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近来中日关系不断遭遇冷风。从本质上看,“经热政冷”的状况是由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同时,与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关系,也离不开日本的国内因素影响。“政冷”的发展,日益严重地制约了“经热”,而且由于中日关系的“政冷”已由历史认识和外交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领域的摩擦,这更使“政冷”日趋危险。为了避免发生有违于中日根本利益的冲突,必须从战略全局来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伊斯兰世界: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民族因素分析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多在伊斯兰世界出现,除了有西方霸权主义这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外,还有一定的宗教民族根源:恐怖主义者曲解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意识,为其暴力倾向提供理论依据;伊斯兰教现实中教派林立、政教合一,容易给恐怖主义提供生存的空间;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合法斗争途径被堵塞的现状,容易为恐怖主义者利用。但"国际恐怖主义"绝对不等同于"伊斯兰主义",只有当西方放弃对伊斯兰世界的霸权主义政策,伊斯兰教得到全面理解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根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民族根源。     

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由苏联解体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失衡所造成的。在失去了苏联的制衡之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肆意妄为和粗暴蛮横的特征。美国用先发制人战略取代威慑和遏制战略是错误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只能使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国际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重构国际核秩序:《中导条约》与国际核秩序的演进

《中导条约》是冷战国际核秩序的产物,它反映了美苏想要维持核平衡与核霸权的目标,体现了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内在矛盾。随着冷战结束,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内在矛盾不断发酵,《中导条约》赖以存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改变,不能维护核平衡与核霸权的问题不断凸显,这导致了《中导条约》的解约,也标志着冷战国际核秩序的最终解体。重构国际核秩序就要抛弃冷战思维,加强多边协调;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目标,抛弃核民族主义;探索全球核安全治理的新模式,多层主体、多种措施地构建符合核形势发展的新规则、新机制。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难题。“三集团”论的兴起 ,“大国均势”论的推测 ,“文明冲突”论的预言 ,“单极时刻”论的发展 ,“全球村”的理想与现实 ,等等。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以新的推测或判定来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 ,但“后冷战时代”仍在延续。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冷战后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和深刻 ,人们已经很难再用一种角度或方式来识别她了。     

上海合作组织的历程、课题与动力——一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审视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化趋向,安全研究随之开始从“全球层次“向“地区层次“转移,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正值此时产生。这一理论开创性地构建了一种针对地区安全研究的新范式。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冷战后亚洲地区十分典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它的创建动因、功能结构与动力基础,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审视,主要源自复杂的边界问题、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与挑战、大国势力的渗透与博弈以及地区规则与地区认同的建构。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与功能扩展,主要取决于区域内国家间经济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深度以及相互之间集体身份的建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