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驱动因素及绩效影响研究——管理者数字化认知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逐渐成为旅游企业转型的重点战略。从旅游企业视角出发,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阐述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驱动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其驱动因素中的干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国内旅行社、景区、酒店、在线旅游企业等720家旅游企业发放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部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模仿压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动态能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的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外部制度压力、内部资源与能力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旅游企业应把握数字化转型节奏,重视数字技术与业务的匹配,提升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认知,加快数字化人才的培育,以提升企业绩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实证检验

数字赋能成为当前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结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以中国2012—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显示,数字赋能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其中成熟期的影响效果最显著,成长期次之,衰退期则不显著;数字赋能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内部控制能力和运营能力助推制造业绿色转型;外部环境中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正向调节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趋势下，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2010—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来提升财务报告质量。在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由现金流量、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

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自由现金流量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自由现金流量和费用粘性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明显的费用粘性;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抑制作用。因此,要加强成本费用管理,有效控制费用粘性,必须加强自由现金流量管理,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了2006—2019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数字化转型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和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转型能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吗

企业“漂绿”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或是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契机。基于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三个方面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重污染行业、高市场化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研究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这三种途径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规模大、非高技术和ESG责任高的制造业企业内实施数字化可获得更大的促进效应。深入揭示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     

技术创新、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背景下,选择适宜的创新模式,与数字化转型有效协同,是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基于2005—2018年中国16类制造业投入产出、进出口贸易等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及数字化投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模仿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化投入显著抑制了自主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影响,即在自主创新领域表现出“数字化创新悖论”;同时,数字化投入也抑制了模仿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消极影响,但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数字化投入以及电信数字化投入的调节效应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IT和其他信息服务数字化投入反而会强化模仿创新的消极影响。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在不断提高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要格外注重增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契合度,快速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杠杆操纵角度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账面杠杆率较高的企业、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提供了现实指导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智力资本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

选取我国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明显改善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重视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对企业价值链提升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对价值链升级产生影响。该研究从价值链视角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我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媒体报道、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1-2017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媒体报道、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媒体报道越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2)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企业,媒体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样本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媒体报道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调节器的理解,而且指出企业可以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产业数字化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基于非位似CES生产函数的研究

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使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理论上,非位似CES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引入数字要素分析出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机制;实证上,数理分析的结果为构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测算出2012—2020年中国491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可用于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数字与非数字生产要素结合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激发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机制。后续的DID外生冲击检验发现,激励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政策效果受地区差异以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探索更合理的指导方针来放大产业数字化的规模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考察对象,运用微观贸易数据,并结合其他城市层面数据构成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创新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三,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中起到抑制作用。由此,文章建议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的领先优势;制造业企业应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生产方式;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功能。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选取我国2012—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高ESG表现能否促进其绿色低碳转型。研究表明,企业高ESG表现促进其绿色低碳转型;企业高ESG表现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增加政府环保补助,从而加速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管理层薪酬越高,ESG表现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数字化程度在ESG表现促进企业绿色成果产出中起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