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诗伦理建构的双重性

韩愈道德伦理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尊王行道和人伦情感,这决定了他的诗歌内涵的丰富性,他的诗作以客观的态度真实地表现了政治历史与道德实践之间、道德与人情之间、人性善与恶之间等错综复杂的悖论性矛盾冲突,形成了伦理建构双重性的特点。     

道德判断论纲

一、道德判断的内涵 1.判断是一定思维主体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凡是对事物的属性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都是判断。当某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被赋予某种道德属(如善、恶、正义,非正义等)的时候,这个判断说是道德判断。用语言的形式表示出来说:A认为B的行为是善(恶)的。“A”是判断主体,“B”是行为主体,“B的行为”是判断客体,“善(恶)”是判断主体以某种道德属性对判断客体的肯定或否定。 2.道德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道德”表示行为合于理,利于人,内含一种价值上的肯定。作为道德判断的客体,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论道德与良心

在伦理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把道德与良心混为一谈,或者重视道德问题而忽视良心问题。实际上,道德与良心不是同一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相区别。而且,良心是与道德同样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因此,应当重视良心问题以及道德与良心关系问题的研究。 我们先考察道德和良心这两个概念。道德属于社会文化领域,它是外在的价值规范,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良心属于社会心理领域,它是内在的价值追求,它源于人的天性。人区别于动物,不仅在于有道德,更在于有良心。良心是道德的内在根据,即康德的“绝对命令”。道德与良心都以善恶是非来判断、支配人的行为,…     

《西游记》的主旋律和创作方法

一 《西游记》的主旋律和创作方法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人们对其思想意义就有许多不同看法。从宗教着眼者,说它是宣扬佛理的书,或说它是批判宗教之作;从政治着眼者,说它歌颂农民起义(一说市民起义),或斥责它宣扬投降变节;从道德着眼者,将神魔斗争归结为善与恶或正与邪的斗争,其中又有神代表善代表正还是魔代表善代表正的分歧;从哲理着眼者,认为它反映了一种不怕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这表明,《西游记》的思想意义是多方面的。 那么,在《西游记》的众多含义中,是否有主次之分呢?是否有个响彻全书的主旋律?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它…     

冯友兰“负的方法”论析

冯友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改造中国哲学,在谋求传统哲学现代化方面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就哲学方法而言,冯先生至少在以下两点上区别于以逻辑分析见长的维也纳学派、新实在论等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哲学:一是,他不赞同维也纳学派否认概念的客观意义,把逻辑分析单纯限定在语言逻辑的范围,并由此出发取消形而上学的作法,主张由“辨名”(分析语言概念)而“析理”(认识客观实在),运用逻辑分析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二是,他认为逻辑分析并不是唯一有效的哲学方法,主张理智与直觉互补,认为在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讲形而上学的同时,还必须求助于“负的方法”,即直觉方法。一、“讲形上学不能讲”冯友兰说:“真正底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     

善的哲学与善的布道——舍斯托夫论尼采道德学说

尼采曾经相信善的力量和道德理想.后来疾病使这一信念受到严竣考验,开始了道德批判.尼采道德哲学的新意在于把道德和"善"作为问题的形式加以提出和检验.他通过自己的苦难与不幸获得了对道德的新认识:善人也会受到良心之苦,良心也会起来反抗善;爱与怜悯的背后隐藏着软弱和虚伪.因此尼采批判传统道德,寻求一种更普遍的爱和更高级的正义.当这一寻求长久无果的时候,尼采便为了自我辩护而开始用"超人"学说、"贵族主义"和"爱命运"来进行善的"布道".这就是舍斯托夫对尼采的"心理学"解释.     

权力的善恶之辩——西方权力德性思想之镜像演进

权力的善恶问题很早便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仅侧重在儒家政德"善"的演绎上,而在以"法治主义"为文化基因的西方,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权力仅有"恶",并"以恶制恶"。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有关权力善恶问题形成四个流派,即以权力理想主义为代表的权力之"善"说,权力契约主义为代表的"必要恶"说,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绝对恶"说和行为主义"纯科学"为代表的"价值中立"说。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需要出发,系统阐释了权力的善恶问题,从而构建了一道独具风格的权力德性思想的镜像。     

善与恶的辩证法是哲学伦理学认识的关键问题

哲学家不仅要注意到善与恶不能并存,即对立的一面,还要注意到它们的辩证性质、一方转化成另一方的可能性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关于善与恶的辩证思想早已出现。它们在德谟克利特、爱尔维修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已有所反映。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出现之前,对深刻认识善与恶的辩证法有重大意义的,是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他反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他的一大功劳是把善置于发展中加以考察,认为善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恶是个别同一般的对立。黑格尔也未能摆脱为君主制度辩护,说它是真正道义的。同时他把恶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一思想受到恩格斯的批判。     

论亚当·斯密的良心观

作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系统阐发了对良心问题的认识。他认为良心的影响和权威是相当大的,一个人之所以会做出某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良心的影响,而同情心、责任感和道德自律则是良心体现的重要方面,由此表现出便是诸多道德行为的实施,所以对人进行良心教化也就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手段。     

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与和谐社会构建

“贵和”既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人们彼此间和睦相亲、和衷共济,认为“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又告诫人们“和气生财”。至于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中国古人始终认为,因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形成的祥和之气是最美好、最可贵,因而是最值得珍视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道德自我

本文认为道德自我以感性生命为存在的前提 ,又包含意识与人格的综合统一 ,在总体上表现为身与心、天与人、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互融 ,并内含着时间中的绵延同一。道德自我所具有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规定 ,在社会历史的现实结构中进一步展开为自我之间及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 ,道德自我在道德实践中往往以自律为存在方式。就道德意识的层面而言 ,道德自律的过程展开为意志选择、理性评价、情感认同等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这里 ,意识的综合统一构成了道德自律所以可能的条件。     

自然科学与伦理学

伦理学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是关于道德的学说。“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伦理学是从善和恶的角度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伦理学的基本内容。”自然科学是关于运动着的物质的科学,它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和运动过程的客观规律。乍看起来,这两者之间似乎是相隔很远、毫不相干的。但是,实际上,就它们所关切的事情来看,就它们与人的利益的关系来看,又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大都直接涉及人的利益和人与人的关系,因而提出了许多伦理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     

Technological and Ethical Disenchantment: The Limits of Ethical Rationality in Modern Life Science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迫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本文认为:道德对现代技术选择作用的着眼点及其有效性,是现代技术应用主体的目的、手段与态度;其核心是主体必须有社会责任精神,只能为善,不能为恶;当代的人类应当在重视以道德匡正技术的同时,重视道德自身的时代性与合理性,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本文认为,这一危机在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自由主义一方面要求国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基于个人自由的道德优先性反过来否定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甚至批判国家是一种道德的“恶”.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在道德上要求个人的真正服从.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危机,本文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在早期现代兴起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神学政治问题”,也就是宗教与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政治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将国家本身去宗教化和去道德化,使它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为建构.在此基础上,霍布斯建构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念.而洛克则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国家的绝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捍卫个人自由相对于国家的道德优先性.卢梭和黑格尔一方面接受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性前提,另一方面试图消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无论在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在左翼激进主义那里,都没有得到承认.本文的结论是,要想重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我们必须站在一种超出现代性的更高视野去反思现代性的前提.     

论道德勇敢及其培育

道德勇敢就是在道德困境下行为主体为善的目的而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的勇敢.道德勇敢包含特别的恐惧与危险,其所面对的危险情境具有双重性,而且它往往也是孤独的勇敢.道德勇敢主要表现为勇于作为与勇于不为.在道德生活领域,往往因为道德主体和道德理性的缺乏、道德认知的偏颇以及道德责任的缺失而导致道德勇敢的缺失.培育道德勇敢主要包括培育健康的道德心理、建设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与构建完善的道德激励机制.     

人性视野中的犯罪及其考量

犯罪是人性恶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本性恶的一面,偶尔也不乏善的闪现.但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掩盖善的一面.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能寄希望于自律和道德教化,必须严密法网,建立完善、科学的制度,通过人性化的外在制约来抑制犯罪.同时,也应该尽力维护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对抗和牵制恶的一面,为此,道德教化作为抑制犯罪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忽视.     

恶的政治之维——陆九渊恶论发微

善与恶是伦理学中的永恒主题。善使政治成为可能,而恶使政治成为必要。恶与政治具有天然的纽带关系,思想家们对于恶的认识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于政治的认识。陆九渊认为,善是先验的,而恶是后起的、派生的,是背叛、偏离了善的结果。政治的存在源于恶的存在,政治活动应当实现遏恶扬善的价值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就必须诉诸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儒家对于圣人除恶尽净的信心和圣王执政的信念,使得中国传统政治观始终无法摆脱人治与德治的色彩。     

辩证理性与新道德规范的重构——兼论赫勒后现代视域下美德伦理学的建构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和核心概念。20世纪中叶，美德伦理学开始复兴，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勒于20世纪末致力于建构“至善”和“美德”伦理学。赫勒提出“好人存在”的美德伦理学预设。但她并不是纯粹的美德或至善伦理学的现代翻版，而是在后现代境遇下吸收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和部分规范伦理学的精华，提出了辩证理性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冠以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成性”的特质。这种生成之物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在此基础上，赫勒提出了情感生成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中的新因素，偶然性的激情基础上形成的“善为先”观念。“善为先”构成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的区分以及道德心理化的基础。“偶然性的激情”借助于人们的移情、同情和仁慈等能力而触发人们关于“善”的体验，形成“善为先”的观念，并导致情感的“道德化”。赫勒的美德伦理学是“善为先”基础上的辩证理性与后现代基础上建构“道德新规范”的理论尝试，它融合了情感生成与情感道德化理论，以建构其“好人存在——他们何以可能？”的至善伦理学。     

西方伦理学中情感与道德关系的历史变迁

在西方伦理学中,情感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内容。从西方哲学与伦理学的源头开始,情感因其非理性特征在道德中要受到理性的控制和引导,从而导向善与德性。中世纪突出人的意志,爱成了最高的神性德性。近代发生了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历史争论,情感主义主张道德的基础是情感,奠定了情感在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现代伦理学在多维的视角下研究情感与道德的关系,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观点和理论,深化了情感伦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