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艺文类聚》子目“雁”为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子目“雁”运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辑录各种文献和诗、赋作品,展现了雁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动物意象批评观念。诗歌中的雁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主要是用作比、兴手法;从汉末开始,雁意象用来表达思乡恋土的情感,这与雁的候鸟特点有关;三国至南朝,雁意象又有孤独寂寞、旅途凶险、追慕舒适生活、热衷功名等多种象征意蕴。赋中的雁意象则被赋予伦理秩序、避世隐居的意蕴。以《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考察意象批评在先唐时期的流变,这是一个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艺文类聚》所运用的意象批评方法是隐性的、潜在的,在选与不选、选此还是选彼的选编操作中,体现着意象批评的意蕴。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略论中国赋的感春传统及其在朝鲜的流衍──以朱子《感春赋》与宋尤庵《次感春赋》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辞赋文学中,感春的传统可溯自屈原。后世对楚骚中伤春之音的祖述继承,往往因两个相关主题──时间与理想的展开,易于产生动人心魄的佳篇。朱子《感春赋》中“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见”,就是关合两者的凝炼表现。对于如何消释春愁,这在魏晋玄风影响下的赋作中,曾一度出之以真正悦乐的情调,但因个性弱化而难开生面。既忧时又乐道的情理内涵,在朱子等富文学情趣的理学家手中,获得恰当的拓展,表现出儒家情怀与骚人哀怨的融通。朱子《感春赋》在朝鲜辞赋史上颇具影响,先后出现不少次韵及和韵之作。李朝中期儒学家家尤庵的《次感春赋》在精神境界与情理容量上,对朱子原作尤具会心。究其原因,则在于“惟晦翁其不敢忘”的生命热情以及对儒家忧乐观的深刻体悟。赋的感春传统在朝鲜的流衍,是颇具文化意蕴的一个文学现象。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生命意识

在中国文论中 ,生命意识的显著特点是 :注重从对宇宙万物的观照中体悟生命力 ,品味生命的滋味、妙趣和真谛 ,在天人合一的情境中观审生命之大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命力是宇宙人生之美的根本要素 ;艺术自身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宇宙人生的生命力 ;生与死或命运是人生的一大基本困扰和文艺的一个永恒主题 ;很多中国文论家从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生命忧患的解脱与生命意义的探寻     

唐代试赋中的道家文化功能

道家文化在唐代成为试赋的重要表现内容,所司不仅直接以道家经典为题为韵规定应试者的写作范围和试赋内涵,而且非以道家经典为题者亦有描写道家文化者。这类试赋表现出修身养性与治国理政两大追求,而这种追求又被统摄于道家顺任自然的法门下。试赋对道家文化有这样的认识是与道家文化具有治国牧民的政治功能分不开的,这也使以道家文化为主题的试赋成了参与政治建设的手段。     

线:不可逆之悟——中国绘画的线传统与审美观

生存之悟,坐实于对生命本体的认识,而所有对人生之本的悟识,又都是以死亡作为极限,并以这一极限作为对生存体悟的起点和进入口。 死亡以其作为生命之终端使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得以凸现。死亡所具有的这种作用与功能,是由生命本身的不可逆性赋予的。所以,从本质上说,对生存的深切体悟就是对不可逆性的深刻认识。     

论鹦鹉赋中鹦鹉的文化意蕴

鹦鹉在古代被视为异域的灵鸟俊禽,寓意祥瑞和智慧。同时,在佛本故事中使其具有神异的特性,且在与中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赋予其仁义、孝顺等文化内涵。而鹦鹉赋通过铺陈"鹦鹉"这一名物的形貌、特性及遭际,观物赋德,托物言志,或抒发生不逢时的愤懑,或感慨羁栖流落的坎坷,或借以赞美"英才",或譬喻君子德行,或颂扬君王懿德,或规劝世人谨言慎行,或感叹生离死别,抑或阐释佛理等,使其文化意蕴更加丰富。此亦反映了鹦鹉同题赋深刻的道德观照及与儒家诗教的关合与疏离。     

从中古女性墓碑文看中古女性价值观

整个中古时期的墓碑,主要以男性之碑为主。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墓碑文中,又以中、上层社会妇人之碑文为多,从这些刊录中、上层社会妇人行履的墓碑文字来看,其对墓主生前价值的肯定,多称道其孝悌与持家、治家之道,其中又主要集中于孝姑与育子两个方面,而孝姑之行其源又出于育子之行。中国孝文化多讲孝母(孝姑),从中古这些女性尤其是妇人墓碑文可窥其一斑。     

论端砚的文化品格——端砚诗、赋研究

端砚作为文房器物，对历代文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端砚引兴文思，文学赋予端砚以文化品格，并在交汇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端砚诗、赋”作品。本文由此开展，重点从“天地之精——端砚诗赋中的生命精神”“巧匠——文质相杂的工艺观”“守拙——端砚特质与端人品行”“比德——流光溢彩的石品与人生德行”等四个方面凸显端砚诗、赋中所蕴含端砚精神及其文化品格。     

中古赋论批评形态之类型、特征与影响

中古赋论论题广泛、内涵博赡,以重"情"尚"丽"迥别于两汉赋论的依"经"立论。而且,中古赋论批评形态也非常丰富。在汉代批评形态甚为单调的情状下,中古出现了诸如赋序、史传、笔记、选本以及赋学专论等形貌各异的批评形态。它们呈显状貌繁富、表述随感漫议、行文外呈骈俪、内蕴情感,存在状态渐显独立品格的特征。尤其是赋序批评、笔记批评及选本批评的演进历程表明它们在古代赋论批评形态学史上具有示范作用与生发意义。     

对中国传统诗学思维特性的文化心理阐释

学界虽然普遍认同中国传统诗学具有体悟直觉的思维特性,但对何以如此的文化必然性、文化规定性等相关问题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对中国传统诗学思维特性生成的文化心理依据缺乏清晰、具体的认识和把握。事实上,天地一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本原,在它所具有的一物两体之文化隐型式样功能的内在制约、支配下,不仅决定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思维方式必然会是体悟直觉的,而且在这种体悟直觉之中与生俱有地"规定"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倾向及内涵。在体悟直觉思维特性的作用下,才会有中国传统诗学充满生命美学追求与生态美学智慧的理论形态及美学价值的生成。     

赋意与附会:植物的文化意义之生成

植物的文化意义并不天然地存在于植物自身,而是被人们赋予的。考察古人赋予植物以意义（即赋意）的几种路径,认为君子比德、文化名人的倡导鼓吹,以及文化传统中广泛的互文性,是植物文化意义生成及传承的主要方式。赋意过程常常是合理的、自圆其说的,但也会以随意、牵强的方式（即附会）进行,由此产生的文化意义在继承、弘扬中不断被扩展和强调,始终呈现着开放的态势。植物文化的建构应该在已有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壮大成势。     

钱穆的文言世界及其现代视域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钱穆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式--文言，就不能仅仅被视为某种因循、保守的表意工具。其中，由对中国文字特性的深刻体认和书写传统的自觉继承，文言就成为钱穆看待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人间性、贯通性的特定方式，成为突破现代性中古/今、新/旧二元对立，使传统进入现代生活的积极经验。     

《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评介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王永平先生集近十多年来的思考、体悟和耕耘,撰著了论题新颖、视野宽阔的《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以下简称《迁移与交流》)一书。该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扬泰文库》中的社会文化系列之一于2005年6月出版发行。关于“中古”的时间概念,学术界的界定并不一致。《迁移与交流》一书基本采纳何兹全先生所讲的“中古”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为了探究江南士人群体的形成过程,该书将其起始点追溯到两汉时期。近十多年来,在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在这些领域中,学…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论黄庭坚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赋坛,黄庭坚是继苏轼之后的又一位重要作家。黄庭坚充分认识到个人修养与辞赋创作的关系,也认识到超越辞赋的创作传统必须建立在继承、融会传统的基础上。他的散体赋或表现道德情怀,或探索艺术人生,见解深刻,情韵悠远,语言精警。他的骚体赋继承并发展了骚体传统,充分展示了对高洁人格的向往和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艺术上,他的赋重在传神写意,使辞赋中的铺张描写赋予诗意般的韵致,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辞赋描写心灵感受的功能。他的赋重兴寄、重含蓄,融会传统,自由挥洒而又不逾规矩。     

聚焦生命:鲁迅与厨川白村

从生命主体性和有限性为本质内涵的“中间物”意识出发,鲁迅直面生命的孤苦并进行“绝望的抗战”;厨川白村也承认生命的主体性和有限性,却以“宇宙人生的大生命”最终消解之并体悟到“生命的共感”,作出“苦闷的象征”的生命抉择。然而两人不同的生命体悟却包孕大致相近的气象,确证生命的“行走”或“动底”状态,在永恒的“当下之行”中展露生命的自由。     

丰富深邃的诗意表达——雁翼十四行诗思想内涵初探

雁翼十四行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闪烁着思索之光。他的诗作无论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还是对女性的独到见解,抑或是对生命的哲理思考,都表现了一个具有丰富阅历的知识分子理性的覃思。雁翼十四行诗抒发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折射出风云变幻的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对诗歌理想的执着追求赋予雁翼十四行诗强烈的精神力量。     

生命体悟与文化启蒙--兼论鲁迅小说中男女形象的失衡

鲁迅小说中的男性既有作者的现实思考又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体验,而其笔下的女性则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了真切的生命体悟,从而造成了鲁迅笔下男女形象内在的一个失衡.     

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念评判

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念评判梁剑兵死是唯一可与生并论的主题，它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与表现力，是丰富而又生动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提示。没有它，生命就不完善了，也显不出人生的悲喜。本文试图从文化与观念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衍生与发展过程中的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