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比较与宪政发展之大趋势

各国宪政大多是在本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各有特色。中国宪政发展也带有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烙印。本文从人治与法治、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伦理入法与否等方面对中西法律文化传统作了比较分析。作者指出，世界各国宪政终将全面汲取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的法治主义和权利本位，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汲取其伦理入法与集体本位的精神，其结果必将是法系的接近和融合。     

德治下的法治和法治下的德治

治 ,就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治理 ,就是政治活动。法律和道德是两种基本的社会行为模式。于是作为社会活动的政治有了法治和德治之分。所谓制度 ,不过是一系列规范的总和。不同的规范选择 ,最终是不同的制度选择。因而法治、德治 ,是不同模式的政治活动 ,也是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二者既相互对立 ,又相互统一。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 ,道德缺席 ,权力裸露 ,是个人政治 ;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政治 ,法律至上 ,正义彰显 ,是众人政治。个人政治 ,祸国殃民 ;众人政治 ,强国富民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社会优位下的权利本位

阶级性不是法的唯一属性,以权利为核心重构现代法理念,将成为现代法理念的核心内容。从法治国家的理念、权利和义务(权力)的关系、市场经济的需求来看,必须坚持权利本位。权利本位内涵着个人优位下的权利本位和社会优位下的权利本位。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已经由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西方社会正在由个人优位下的权利本位理念过渡到社会优位下的权利本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和谐社会的理念完全契合,当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权利发生冲突时,社会权利应优先于个人权利。建设和谐法治社会,应该坚持社会优位下的权利本位理念     

构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体现道德理念,积极发挥法律强制规范的作用,建立健全规范的法治机制,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时,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继承创新建设德治机制,加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把自律和他律、道德和法律、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依法治国,依宪行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完善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网络空间的社会文化意涵——从比较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文化的冲撞

已有的网络空间研究较多集中于后现代主义或制度主义的视角之中.而从比较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社区及其人际互动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建构,本质上与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文化之"自我本位"的"团体格局"有着内在契合性,即是对自由主义亲密关系与社群主义组织模式的进一步放大,这就与中国社会"人缘取向"文化之"关系本位"的"差序格局"存在着相当的紧张断裂性.因此,网络空间的兴起对不同社会文化而言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意涵.     

论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同时应坚持政治与经济、建设与批判、继承与创新、“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原则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依法治国必须弘扬正义法精神

由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到依法治市 (县、乡 )的全面依法治理 ,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型。然而 ,由于对法治精神与原则把握和贯彻上的误区和障碍 ,却出现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懈怠主义倾向 ,使依法治理严重偏离法治目标。为此 ,必须对法治条件下的正义法精神予以重申和弘扬。这种体现时代要求的正义法精神 ,在价值导向上 ,以自由和平等为至上关怀 ;在规范形式上 ,以权利本位为基本模式取向 ;在制度理想上 ,以民主化法制为目标追求。只有弘扬正义法精神 ,才能克服依法治理过程中的不良倾向而使其沿着正确轨道走向法治 ,也才能实现法律规范体系与法的时代精神的耦合 ,从而建立起内在自觉、普遍有效的理性法治秩序 ,推动法治国家早日建立     

《管子》德治与法治关系新论

<管子>为春秋战国时期稷下学派的著作汇编,其论述兼具儒、法、道、阴阳、兵、纵横等各家言论,彼此之间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论述或有相和、或有主次、或有相对,故德治与法治关系不能一统定论.因此,关于<管子>中德法关系认定上的主德治或主法治亦或德法并重都是有偏颇的,其德治与法治关系起码涵盖:儒家主张德主法辅的关系;法家主张法主德辅的关系;儒、法折衷派主张德法并重的关系;道家主张道统德法、法源于德、存德去法的关系;阴阳家主张顺应阴阳五行基础上的德先法后关系;兵家主张兵治为本基础上的德法并用关系;纵横家主张纵横捭阖基础上的德主法辅关系,为我国当前德治与法治建设中的德法融通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法治还是德治?--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另一种思考

中国法治进程存在一个过渡期--法治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宏观结构,德治存在于中国法治进程的微观结构之中;法治与德治结合,共同推进中国法治之进程.     

法治自由价值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在历时态视野中,法治的自由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期间经历了分裂与整合,在内在逻辑上包含三种价值观:一种是重视社会自由的集体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从古希腊开创经近代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到现今的共和主义;一种是重视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开创、哈耶克等发展了的自由主义的法治价值观;第三种是马克思开创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价值观.实践证明,第三种价值观最终成为人类应对法治的危机与困境的共同追求.从中国法治发展的状况看,确立马克思式的以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观,对于寻找中国法治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儒家德治思想的普世意义

德治思想是儒家留给我们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它建立在久远的民族文化根基上 ,以人性善为理论依据 ,以仁学与礼学为基本内容。儒家德治思想具有普世性和现代意义。实施“以德治国”应当开发利用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     

浅论德治和法治问题

要正确理解德治的含义,德治的深层含义是强调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判断一个道德体系是不是优良,核心标准应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人类的道德体系包括许多方面,但有三个关键支点:理性、诚信、敬畏;道德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等价命题;如何建设道德社会,需要注重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性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不论是其体现的人类理性还是其价值功能都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德治与法治的内在统一性的根基;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实践统一性,既是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     

论以"法治"和"德治"双重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学术界对“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实质上“德治”和政治文明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本质联系。本文在确立我国的政治文明内容与目标的同时,论述了二者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内在统一,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去实现。由其可见,“法治”和“德治”是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车轮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文化产业双重效益的实现机制研究

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要实现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的统一,必须通过建立相应的运作机制和政策观念.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相统筹、社会文化效益优先的原则.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种发展方式进行差异化管理,但都应做到一元化把握,其内容都应是积极健康的,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打造民族的、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在更为科学的意义和形态上重建社会主义信仰.此外,还要做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主体同消费主体的良性互动,政府调控和市场资源配置相统一.     

论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定位

文化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价值应定位于建构民族心理、形成民族性格、锻铸民族之魂,即塑造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主体.面对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境遇,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着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从历时态上看,它要超越传统农耕文化,实现社会主体的现代化;从共时态上看,它要跨越后现代主义文化危机,塑造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新型的社会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