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

与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理论比较,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创新之处是研究视角的变革。其特点是,在世界观上确立了实践本体论,在历史观上确立了主体实践本质论和社会实践主体论,在价值观上确立了主体实践的价值本性论。"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是正确认识和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作为实践主体、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目的和意义;具体要求是在主客体的关系中,围绕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相互关系。"以人为本"发展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体性理论基础上,主体性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信息化路径

农民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体,其主体地位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信息化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结,实现农民主体地位是信息化在农村的发展目标,信息化在农村的发展要以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为基础,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以信息化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以此推动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     

论农民主体地位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

尊重和实现农民主体地位,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农民主体地位,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核心诉求,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尊重农民价值主体地位和创造主体地位,要求我们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要处理好党和政府积极发挥作用与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关系,防止权力对农民权益的侵害,避免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     

共生哲学若干命题探究

共生哲学是关于共生的哲学理论,旨在对共生现象进行哲学概括和把握,并从共生视角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实践论、发展论等若干重要命题进行审视与阐释。共生哲学的本体是共生关系,关系是实在的,主体间性的本质是共生;共生价值论坚持价值的属性说与关系性的统一,坚持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倡导建立共生的价值观;共生方法论明确了方法的中介性质,提出了共生哲学的关系思维方法、整体论方法与有机论方法;共生实践论主张实践是人的"类"实践,是"现实生活"的实践,是"关系"中的实践,实践具有共生性;共生发展论坚持发展与环境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当代与后代的统一,主张共生共荣的发展。     

科学发展视域下教育价值取向分析

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价值性的深刻认识,对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科学发展观蕴含着对人的价值关怀,所倡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等发展理念为当下中国教育实践"为什么而教"、"教什么"和"如何教才好"提供了很好的原则;对教育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价值动力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和规定,即"个性鲜明的个人"是教育的价值主体,"自我实现"是教育追求的价值动力,"创造"是教育追求的价值核心,"全面、和谐"是教育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人民主体: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三维主体逻辑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体现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民主政治实践模式,是超越资产阶级狭隘性的人民民主,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优势。权力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形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人民性的三维结构。权力主体的人民性要求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必须坚持"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察";实践主体的人民性强调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强调协商民主实践参与主体的广泛多元性、参与层次和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及参与过程的真实性;价值主体的人民性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人民在协商民主实践中的价值创造主体、价值评判主体和价值共享主体地位。     

农村新型经济主体培育问题研究

农村经济主体,是指能自主参加农村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农村新型经济主体,则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培育农村新型经济主体,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很多农民的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走向分离,并引致农民的主体性价值冲突,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要积极探索农村新型经济主体的培育方式方法,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进路——基于农民价值主体的思考

从价值论视域看,农民是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主体。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农民价值主体的实现,在理论层面要以农民的理论需求和利益为导向,建构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体系。在实践层面,以农民的需求满足和利益实现为动力,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群众路线的哲学解读:反思、诉求、构建

目前群众路线异化现象的典型表现就是部分党政干部脱离了群众。为了深入地思考群众路线出现异化现象的深层原因和本质,应从哲学的视角来解读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哲学意蕴体现在主体性哲学与实践哲学之中。群众路线异化现象是主体性哲学中"认知主体"思维方式的后果;群众路线的哲学诉求在于确立主体性哲学中的"价值主体";群众路线的哲学构建在于克服主体性哲学中"认知主体"维度,确立主体性哲学中的"价值主体"维度,真正在政治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在构建价值世界的过程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使人以自为的生存方式成为主体。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实践在本质上体现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以"地道的中文词"体现出来的"世界精神",是人类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通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体现,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体现为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能动性。因此既不能抬高价值理性而贬低工具理性;也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或与科学精神并列。人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把握,体现了人文精神对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实践阐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有可能陷入异化,但价值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由自发性而引发的盲目性的批判,转化为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体现。     

文学现代转型语境中的农民国民性考察

乡村现代性转型与农民“国民性”有着互动关系。新世纪农民的“国民性”呈现“过渡性”、“矛盾性”、“成长性”特质，并呈此消彼长的趋势。作为“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们是“熟悉的陌生人”，时代赋予他们求新求变的努力，农民的“全面发展”与“现代化”应成为不懈的共同追求。     

天津华明“宅基地换房”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根据实地抽样调研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评估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对换房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换房后华明镇有就业愿望的无业劳动力比例从9%上升到14%,而且"宅基地换房"政策并没有给换房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使农民的纯收入比从前低;但大部分农民对换房以后的生活感到满意。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也是华明镇目前最为严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加快"三区联动"建设,着力完善就业促进措施。     

唐代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及绩效分析

唐代是为解决农民负担而进行重大变革的时代，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赋税征收体系上进行的调整，把传统的征税内容以“税人”开始向“税资”、“税地”过渡，充分体现了税收制度的进步。新的税收制度使农民缴纳的赋税量与其家庭经济能力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的深层原因，唐及其后的历代王朝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大都以加重农民负担而结束。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新型农民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有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成官员的“形象工程”;增进农民的福祉,不能搞成劳民伤财的“害民工程”;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事业真正的主力军,不能搞成专家学者的“明星工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需要有具体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农村建设时有过许多经验和教训,其中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建设新农村,需要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创新,以保证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点非常重要。     

重庆“转户农民”退地情况调查与启示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处置,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转户农民"①自愿退出土地的比率较低。影响"转户农民"退地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有:配套政策未及时跟上、历史遗留问题、现行政策欠完善、土地利用未明确、改革资金周转困难等。"转户农民"退出土地,利于农村、农业更好地发展,利于其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也利于缓解改革财政压力;而农民转户不退地,可能形成"城乡三元"人口结构,使农村、农业发展陷入僵局,也会阻碍下一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宣传,尽快落实户改配套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现行户改政策和退出土地利用政策,拓展改革资金来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并允许"转户农民"退回农村,消除其后顾之忧。     

国家与基层组织关系视角的乡村水利治理

明清以来乡村水利治理经历了“民间自治”一“国家动员＋基层组织”一“国家退出与基层组织”一“市场化与农民合作”的演进轨迹，这是由国家性质和农民组织状况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水利治理的困境由国家缺位和基层组织弱化造成，因此，国家应积极介入乡村水利治理，着力重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国家支持与基层组织的有效对接，建立水利治理的长效机制。     

多重视野下的农民经济行为研究

以韦伯、波耶克为代表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行为理性说,以恰亚诺夫、博兰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农民生存经济或道德经济说,都是研究特定情境和特定时代的农民的产物。各派的观点都不是普适的,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把这些有条件的观点普遍化,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农民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造成各派纷争的主要原因。在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中,黄宗智的“过密化”观点,郭于华、郑风田等人的制度理性或条件理性说,是对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突破,但又都不无遗憾。     

试论土地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对整个中农阶级采取了团结政策。尽管其中也有过偏差和失误,但还是最终团结了广大中农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正确划分中农的阶级成分是团结中农的前提条件;必须给中农以看得见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单纯贫雇农路线”两种错误倾向;对富农阶级的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团结中农的效果;必须动态地观察中农问题,根据中农阶级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察中农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

"农民市民化"政策是一个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所有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由于财政困境,地方政府被迫发展出了一套政府、集体经济、个人三方一体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强大的、有持续收益的、不能亏损的集体经济的存在,结果,这个集体经济又不断强化并塑造出了一批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现代市民的"食租者"群体及城市社区类型。因此,新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应转向以强调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     

论城市化中“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温州土地征收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目前,我国土地征收改革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驱动和"民众诉求"推动两种。温州"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其典型特点是政府回应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问题,通过"三分三改"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的经济环境,使得被征地农民生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从温州征地模式的成功经验来看,"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本质是"民众诉求"推动与政府"回应改革",具有民主性、回应性、责任性特征,有利于化解城市建设社会风险和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