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通例》评析

余嘉锡《古书通例》首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周、秦、汉代书籍的题名、著者、编撰、附益等体例,是一部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疑古之风甚盛而文献辨伪方法未周,余嘉锡结合少量出土文献,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利用前人和时贤有关成果,加上个人长期研究古文献的知识积累,对古书体例作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古书体例及其成因,为史料学和文献辨伪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重新认识早期图书馆形态提供了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证明了该书结论的正确性,从而使该书成为认识古书体例的基础。     

胡应麟与古书辨伪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兰溪人,是明朝晚期著名的博学家,在文学和目录学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在古书辨伪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胡氏在古书辨伪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辨伪专著一《四部正讹》一书中。本文拟就胡氏对伪书出现之因的总结、辨伪方法的提出及辨别伪书的成绩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他在辨伪学上的贡献。     

评"清初最勇于疑古的"学者--姚际恒

清代学者姚际恒由于勇于疑辨古书,尤其是疑辨儒经,因而不为当时世俗所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甚至把他说成是一个喜欢剽窃别人研究成果的人。本文从辨伪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他在考辨古籍方面所作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     

论“伪书”的定义及判定原则

文章分析了历史上以及当今学术界对“伪书”的一般定义和判定原则,认为存在外延过宽的弊端,并没有考虑到书籍编撰方式、形成和流传过程的一些特殊现象,进而导致在辨伪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相互矛盾或游移不定的表述。基于近些年来简帛学的发展,尤其是古书体例研究取得的成果,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伪书”定义,并设定了相关的判定原则。这个新的定义及相关的判定原则应该会减少古书中伪书的数量,它不仅可用于古文献的辨伪,也适用于现当代文献的辨伪。     

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孟子注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在中国辨伪学发展进程中,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古籍整理中的辨伪例说

辨伪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工作。本文在总结历代学人关于辨伪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以古籍整理实践中的九个典型实例,具体说明辨伪的方法：考证作者的生平事迹,审核作品的思想内容,检验作品的语言风格,查阅历代的相关书目,寻找各种有用的旁证等,以期尽可能恢复古籍原貌。     

梁启超对辨伪学的贡献

梁启超（1873－1929）知识广博，于学无所不窥，著述内容宏富，涉及哲学、政治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目录学、校仇学、辑佚学等诸多学科．他在辨伪学方面造诣颇深，研究成果也多．其专论辨伪学的著作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汉书艺文志请于路各书存俟真伪》等，兼论辨伪学的著作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本文仅探讨他对辨伪学的贡献．一、关于伪书的危害性循书多有危害，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下称梁《年代》）说：伪书史料“年代错乱，思潮混杂，是非颠倒，在学术界遗害甚大．…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出土简帛的分类及其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

对于出土简牍帛书的分类,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纳入到当时的图书分类中去。出土简牍帛书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表现在:1.反映了先秦古书的盛衰过程;2.扩充了先秦两汉古书的内涵;3.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书·艺文志》的收书标准;4.揭示了数术方技类古籍的史料价值;5.为校读整理传世古书提供了新资料和新依据;6.使我们对古书体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7.提供了对"疑古思潮"进行反思的契机。     

论清儒辨伪

“辨伪”一词含义甚广，本文所言，仅指辨别伪书．辨伪是整理古籍必须做的一项工作．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书简产生很早．由于种种原因，古书中有真有伪，而且伪书也产生很早．清龚自珍《家塾策则说：“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战国时人，依托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自战国起，伪书代代有生，至清不绝．有人作伪，就会有人辨伪，我国辨伪之事由来已久．它起于两汉，延于唐宋，元明不绝，以清为盛．西汉刘向《七略》中多有辨伪语．东汉王充写《论衡》目的之一，也在于辨伪，该书“对作篇”说：“《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虚…     

刘向校书与古文献学框架的建构

刘向在校书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在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建构了古文献学的基本框架。他对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如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等的理论建构,表现出可贵的自觉性。刘向的成就在于承上启下,把古文献学的发展由早期形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试析刘咸炘的书录解题思想及实践

刘咸炘精于目录学,其目录学思想颇为丰富。书录解题是目录学的重要部分。研究刘咸炘的书录解题思想,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总结其目录学思想。他认为书录解题有两个评价的标准:一是“考证”,二是“批评”。依照这两个标准,他对历代目录学著作作出了评论,分析其得失;并且在观览典籍时,自己也撰写了大量的书录解题,且有自身的特色。       

刘知几史书方法论的批判性

刘知几的史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史通》一书中。刘氏对他之前的中国历代史书,无论是正史还是杂史,都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其中关于史书写著的方法问题,在文风、体制、语言、叙事、书法等各方面均有精辟的论述,且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     

天文古今 反本开新——张汝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特色

张汝舟先生系统梳理了从观象授时到四分历产生的全过程，建立简明实用的星历观，还原四分历的算法，首创史学研究中“三证合一”的系统方法。他的理论解决了汉以前天文历法中的诸多疑难问题，成功运用于西周纪年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整套理论建立距今已有六十余年，置于今天蓬勃兴起的天文学史研究中，依然是独树一帜的。文章从张汝舟先生厘清“岁星纪年”“三正论”的迷雾，阐明“中流伏内”是古人定量描述星位的方法，观象授时几部要籍的比照释读，揭开“三统历”的真相，发明四分历的修正算法等几个方面具体阐释汝舟先生对古代天文历法、古史年代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古籍善本编目的又一进展--《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序

浙江图书馆建立于1900年，自建立起，就开始编撰本馆所藏书目，并陆续扩充、完善，很好地继承了我国藏书史的一个优良传统。1977年，浙江图书馆又参与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编纂，进行浙江全省古籍善本调查编目工作，后在此基础上，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又完成这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该书的编纂既吸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经验，同时又有求实、创新的特色，对善本的标准、著录的体例、收辑的范围以及如何体现浙江的地方文献特色，都有新的摸索和收获，可以说是古籍编目的又一新成果。     

《目录学与学术史》读札

徐有富先生的《目录学与学术史》将目录学与学术史密切地联系起来,更直观地反映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实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笔者在阅读此书时,往往产生一些情不自禁的联想,这些联想或是书中内容的延伸,或是对徐先生观点的补充,或是商榷,等等。这些札记有些是纯粹的学术史问题,有些则涉及目录学,这些皆是缘于此书而发。     

《历代妇女著作考》价值初探

《历代妇女著作考》是一部记载我国古代妇女著作的专题文献目录和工具书,是妇女与性别研究学科专题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的"优质"成书与作者胡文楷先生长期致力于版本校勘、古籍点校和辞书编纂等专业工作相关,也与作者关注、重视搜求妇女著作并已编纂有《闺籍经眼录》、《昆山胡氏藏闺秀书目》等书目有直接的关系。     

论傅璇琮的书序

改革开放30年中,傅璇琮先生有序书文章近80篇。先生以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之巨子的高度,凭着扶勉同仁、奖掖新秀的热心,本着对作者、对学术负责的精神,为学界已经形成较大影响的一批学者的学术专著作序。先生瞩目现实,见解精辟,发论宏旨,借序而论学,从整个的学术思想、观念、范式、视野、方法等方面,揭示出具有的开拓、创新意义的大势与走向,推动与引导了整个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于其中,既可见到百花齐放的治学方法,看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与大势走向的历程,为拓展学术研究思路提供启迪,也可看到先生学识和人品之高境,感受到先生在学界的领袖风范与人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