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通过就业行业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ppleton分解法实证分析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男女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隔离,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较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薪行业工作;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既包括行业间所产生的差异,也包括行业内所产生的差异,其中主要是由行业内男女不同酬和行业间进入时性别歧视引起,行业隔离所产生的性别工资差异能解释总差异的23.2%.     

城市农民工歧视问题研究

采用中国住户调查数据和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差异,并使用Oaxaca分解方法研究户籍歧视对差异的解释力度及其变动。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就业待遇还是就业保障方面均受到歧视。2002—2006年,农民工与城市工工资差异不断缩小,户籍歧视对工资的影响也相应降低;然而,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就业保障差异在逐年扩大,户籍歧视的影响效应不断上升。     

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户籍与地域歧视——以上海市为例

由于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程度高于一级市场,农民工在二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工资歧视会低于一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工资歧视。文章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上海市10 000个家庭样本进行了检验,并采用转换模型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二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地域歧视和户籍歧视分别比在一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地域歧视和户籍歧视低18.5和27个百分点。上述结论表明,政府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分别应对不同市场中性质不同的歧视。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     

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1989、1991、1993和1997年的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市场化进程中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主要的结论是从1989到1997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在职女性和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拉大,对女性的工资歧视有扩大的趋势。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40岁以上年龄组、非国有部门和“蓝领”职业的人群中;而在高中以上教育程度、40岁以下年龄组、国有部门和“白领”职业的劳动力中表现相对不明显。     

安居方能乐业:居住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2012年度的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类型与市民化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居住类型显著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但影响的方向取决于居住类型所代表的生活环境以及附着于居住类型之上的相关物质利益;同时,社会隔离感和社会歧视感对上述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当前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的再考察

通过建立性别工资差异分析框架,提出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歧视与能力因素以及女性集中的行业存在较低的工资收入与较大的性别工资差异等假说,并利用中国2008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数据对此加以验证。女大学毕业生提升工作能力并挤入男生集中的行业是增加工资收入的重要途径。研究对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加以探讨,对缩小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具有参考价值。     

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农民工反生产行为不仅严重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程,也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阻力。本文运用全国1 514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利用描述性统计、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基于"挫折-攻击"、"压力源-情绪"理论探讨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现状、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民工反生产行为较为普遍,其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他人的不公正对待,具体表现在由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农村户籍引发的雇佣歧视;雇佣歧视不仅直接引发农民工反生产行为,还会通过消极情绪间接导致反生产行为。企业与政府应从推进社会公平、消除雇佣歧视、缓解消极情绪等方面入手减少农民工反生产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教育不平等与外来工工资的民族差异——兼论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获得的“三重弱势”

外来工工资收入的民族差异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工问卷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为1636．16元,比汉族低约300元,差距显著。Oaxaca—Blinder模型分解表明,个人特征、企业特征、来源地等变量共解释了少数民族外来工与汉族外来工资差异的58．9％,其中主要来自于前劳动力市场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导致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落后的原因是他们主要来自西部农村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投入水平相对落后,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也影响到少数民族外来工的教育成就。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Informal search,bad search?: the effects of job search method on wages amo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The use of informal job search method is prevalent in many countries. There is, however, no consensus in the literature on whether it actually matters for wages, and if it does, what a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We empirically examine these issues specifically for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a country where one of the largest domestic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has occurr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We find that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wage penalty for those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conducted their search through informal channels, despite their popularity. Our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wo potential reasons for the wage penalty: (1) the informal job search sends a negative signal (of workers’ inability to successfully find a job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to potential employers, resulting in lower wages, and (2) there exists a trade-off between wages and search efficiency for quicker entry into local labor market. We also find some evidence that the informal job search may lead to low-skilled jobs with lower wages. We do not find strong evidence support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Unskilled labor and wage determin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Germany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ongoing debate on native wage impacts of immigration. I propose a mobile-fixed factor distinction as a framework in which to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various labor market groups. Skilled workers are treated as a fixed factor of production since the strong reliance on skill certification in Germany inhibits mobility and shelters from competition. Unskilled workers, in contrast, receive competitive wages. Using data from the 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 for 1984–1989 I estimate panel wage regressions for groups of workers separated by skill certification. I find that university graduates‘ wages increase, and the wages of workers without postsecondary degree decrease, as the industry share of unskilled workers increases. The effect for apprentices is ambiguous. JEL classification: F22, J31 Received January 19, 1995 / Accepted August 14, 1995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搜寻时间代际差异分析——兼论对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持续期模型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再次流动”的工作搜寻时间的代际差异，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工作搜寻时间对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后的工资的影响。本文发现，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再次流动”的工作搜寻时间整体高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中，女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高于男性，而在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中。男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高于女性。但工作搜寻时间的延长并没有增加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但对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变动存在倒U型的影响。     

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分析途径

本文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地区劳动力市场中,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性别差异。虽然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个体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却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扩大;尽管地区失业率的上升将对个体工资获得产生不利影响,但却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缩小。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工资性别歧视越严重。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在努力发展教育和扩大就业的同时,应致力于实施公平的工资分配制度,将有助于缓解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进而有助于工资性别差异的缩小。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条件行业差距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取流动人口典型就业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探讨行业之间就业条件差距的代际变化情况,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丁资、劳动强度、社会保险状况等就业条件的行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农民工就业条件的代际差距有明显扩大趋势,反映出行业发展的不均衡与部分劳动者的权益损害。行业待遇差距过大,将会恶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均衡,甚至加剧近些年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09年的微观数据,应用回归间断设计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未对男性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未对女性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女性劳动力供给明显降低。随着相对工资的上升,男性就业、男性工作时间和女性工作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逐渐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保证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不受较大消极影响的同时,渐进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