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拾遗珠 文坛添新著──评《金代文学学发凡》

沧海拾遗珠文坛添新著──评《金代文学学发凡》吴东范周惠泉先生在我国金代文学研究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位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近年来，他辛勤耕耘于金代文学研究领域，成果颇丰。最近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代文学学发凡》一书即其研究金代文学的系列成果之...     

金代文集保存整理述要

金代文学曾经以其雄健磊落的独特风貌， 为北雄南秀的中华文学提供了同宋代文学优势互补的重要范本。但是由于金、元易代之际兵火散亡和数百年来正统观念的影响， 金代文集大多佚失不传。对现有金代文献的保存整理情况加以系统总结， 这是研究金代文学的基础性工作， 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即对现存金代文集作了深入的评析和全面的介绍。     

金代文学与女真族文学历史发展新探

金代文学反映了一个复合型文明体系，作为精英文化的汉语书面文学和作为民间文化的女真语口承文学分流并进，构成金代文学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形态，诗、词、文都对北宋有所继承和发展。院本杂剧、诸宫调和俗谣俚曲尤以崭新面貌和杰出成就出现在文学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影响。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女真族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以真率自然的话语方式在金代文坛上盛极一时。特别是女真族口承史诗性长篇叙事文学——传统说部的崛起，给金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因子和新的元素，极大地发展和提升了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由内涵单一的传统格局向多维多元的完备体系转型与嬗变。     

金代文学与金代社会

特殊的社会必然造就其文学的特殊性,在分析金代社会的基础上来理解金代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旨在寻找出正确的研究方法。金之侵宋使金初"借才异代"人士的作品内容单调、意旨晦涩;金代文士政治地位低下,使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十分狭窄;金代以科举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形成文学创作形式主义泛滥;金代统一区域文化的形成,促成文学观念的转变。金代特殊的社会必然造就其文学的特殊性,应依此来分析理解金代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     

金代文学经纬(上)

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对于金代文学的介绍大多极为简略,很难反映企代文学的风貌特色。本文作为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中的一章,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了金代文学的走向流变,从而突出了金代文学的特殊地位。文章在论述金代前期、金代中期文学的发展时,用详实的材料评价了金代文学的成就。并指出前期作家大多由北宋仕金,作品常常饱含着去国怀乡的思想感情,往往具有感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中期作家则以昂扬的格调、闲适的情趣见长取胜,表现了由动乱趋向复兴的社会现实,从而把金代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论金代后期洛西文人群体的创作与文学中心的形成

金代历史上的两次迁都，将金朝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金代后期，一批文人选择在嵩州一带，包括卢氏、内乡、陈州等地的洛西隐居，逐渐形成了“洛西文人群体”。他们在洛西地区交游唱和进行文学创作，既表达了归隐之志、抒写了闲居之乐，又在慨叹时局之中暴露了隐与仕的矛盾。这一群体虽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共同的风格旨归，但这一文人的群体性流向使得洛西成为金代后期的又一个文学中心，与首都汴京文学中心交相辉映、大放异彩。     

周惠泉的金代文学研究述评

周惠泉是当代有较大影响的金代文学研究专家。其主要贡献是从宏观、美学、文化的层次对金代文学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对金代大量作家、作品和文坛史事进行了考索、辨证,解决了许多历史疑点和歧说;系统、全面地梳理、总结了金代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对金代文学研究史作了考察和审视。其治学特点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金代文学观,始终坚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文献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相结合、文学创作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相结合、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学术史研究相结合、理性思辨和经验实证相结合,注重借鉴外来的和传统的研究方法。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论《中州集》作家小传的文学史意义

《中州集》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词集,其体例是选诗和作家小传相结合。在作家小传中,除了作家的生平事迹等基本内容外,还记载了丰富的金代文学史料,诸如“国朝文派”、“吴蔡体”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研究金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多维方法与文学本位的深度结合——评裴兴荣《金代科举与文学》

裴兴荣的《金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基于对金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全面考述,呈现了女真进士制度的创建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金代学术文化的形成背景。该书对金代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也揭示了金末文风改革的历史动因。作者对金代科举考题与科场事件的分析客观、透彻,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呈现了金代文人求实与尚文的时代追求。     

金代文学经纬(下)

本文作为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中的一章,在对金代后期文学的论述中,以翔实的材料评介了金代文学的成就,从而突出了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文中指出,金代后期作家由于置身干戈扰攘的严酷现实当中,于是战乱之苦、亡国之痛便情不自禁地从笔端流露出来,生动地描绘了十三世纪初期中国大地上鼎革易代的社会巨变;而就表现忧患意识的深刻程度看,在中国文学史上令人瞩目。至于女真语文学,有金一代曾经同汉文文学并行发展,本文并就民歌、萨满巫歌和“本曲”等诸多方面介绍了女真语文学的状况,从而为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内容。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州集》作家小传的书目文献价值——小传中所记录的诗文著作可补金朝一代之《艺文志》

《中州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金代诗词集，是研究金代文学极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编纂者为金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元好问。其体例是为每位作家都写有小传，而且小传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但包括作家的姓名字号、籍贯里居、科第仕历、生平事迹等内容，而且还记载了许多金代文人的诗文著作。给我们了解金代文坛实际情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后人补撰的几种金代《艺文志》，都是以《中州集》作家小传为基本材料来源的。     

金代状元家族与文学

女真族政权之下的金代科举兴盛,出现了刘撝、孙九鼎、张行简、杨云翼、阎长言等七个状元家族。这些状元虽然科场夺魁,但总体上文学成就不高,反映出金代科举未能选拔出真正的文学之士,对金代文学的发展存在负面影响。然而,这些状元家族对于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十年金代文学研究概述

建国前金代文学研究是一冷僻领域,解放后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诸宫调和董西厢、金代院本杂剧、元好问等专题,限于微观性的史料整理、考索和评介,缺乏宏观性的整体把握。1981年以来,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新局面。研究者们明确认识到金代文学独特的历史地位,注意到它的总体成就,对一些基本观点、史实、问题和重要作家、作品、文体的研究逐步深入,并开始把研究工作提高到宏观的、批评     

论金代文学的叙事性与俗化倾向

金代末年一些知名文士将写作重点放在叙述史实的作品上,诗歌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叙事化倾向。金代诗人自然平易的风格,和曲的美学追求相一致,还采用俗语进入诗文。因此,研究金代文学就成为正确理解和评判元代文学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金代文学家评传（二）

金代作家的研究，在古代作家研究中向来属于人鲜问津的领域。本文在广征博采金、元时期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评述介绍了金代文学家李之翰、王仲通、韩汝嘉、王启、王遵古、王、李献可、魏道明、雷思、王枢、赵晦的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对于现存文献中的讹误疏漏，则一一考订辨正、拾遗补缺，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深裘大马歌悲风--金代诗词文学创作论略

女真统治者在建立国家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的举措 ,推动金代文学长足发展。金代文学创作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在不同的时期文学家群体的组成不同 ,而其作品反映的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较大差异。这一时代有不少女真族作家以其优秀作品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学之林。金代诗词文学创作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金代后期政治生态与文学风格的演变

金代南渡之后,文学风格大变,由明昌、承安时期的浮艳嬗变为贞祐之后的奇古、风雅.这与金代后期士人对章宗后期政治的反思以及蒙古入侵、金国衰落、权臣干政和宣宗、哀宗两朝渴望中兴等金代后期政治生态有关.由于学养和人生际遇的不同,文学革新的阵营分离出重学养、主师古、倡导中和之美与重天赋、主师心、追求奇古险怪风格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群体.     

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金代社会及文坛的关系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少数民族政权下统一的区域文化形成后的产物。其核心不是反封建,而是女真统治者观念的反映。其写作主旨和元好问等金代文士的理想追求相一致,体现的是金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其写情和叙事的潮流,是元代文学兴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