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德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智术师的勇敢——柏拉图《普罗塔戈拉》349d-351b绎读

在《普罗塔戈拉》中,智术师普罗塔戈拉对勇敢的理解与众不同。他为证明美德可教,并反驳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统一性,强行将勇敢与其他美德拆开。在他看来,有不少人虽然极不正义、不虔敬、不明智、没学识,却勇敢出众。这样的勇敢无异于僭主的"勇敢"。普罗塔戈拉公开声称自己就是智术师,并以教导美德和政治术为业,看起来像名勇敢的智识人和斗士。但智术师的勇敢着眼于追求快乐、财富和名声,而非智慧和美德,这对常人美德和非常人美德造成了双重伤害。     

“美德即知识”命题新探

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上。此命题在理性的基础上把道德观和知识论统一起来,为道德寻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赋予道德价值以客观性、确定性和普遍规范性。论文主要从命题提出的背景、对命题的理解和对质疑命题的反驳三个方面对此命题进行重新解读,并从知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角度对此命题加以理解和辨析。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命题的历史性考察

＂美德即知识＂已经成为千年流传的名言警句,在哲学界被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重要哲学命题。哲学价值就在于对问题的不断反思与解释。以当前哲学界对此命题的研究为基础,以哲学认识论的观点,在肯定＂美德即知识＂命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观点的判断下,从社会政治、思想价值、哲学风格三个方面重新对此命题进行真伪辨析,进而对这一命题的哲学内涵进行了论证和阐述,肯定＂美德即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及其积极意义,德性伦理在现代哲学认识论中受到更多关照,追求向善的幸福生活便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道德意志在美德中的隐与显——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美德观之比较

道德意志通常是指人们在道德活动中为了道德的目的克服阻力和困难的精神力量和持久力。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强调欲望与理由等心理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因而道德意志并不显现于其美德概念中。康德的美德概念强调自我强制,恰恰是对道德意志的彰显。二者对美德的规定不能很好地反映道德意志在美德生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从美德的层次性、美德的类型和情境相关性、美德的生成动力等方面来考虑,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美德观之间的差异、道德意志与美德的关系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述评

“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是亚里士多德(前384—322年)的名言,见于他的名著《政治学》的第一卷第一章。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命题,从理论上说,是为了探讨国家的起源,论证国家是自然的产物;从政治上说,是为了阐发他的中等奴隶主执政的政治主张,维护希腊城邦奴隶主民主制度;从思想上说,是为了遏制希腊人政治冷淡主义思潮的泛滥,重新焕发希腊公民的政治热情,振兴已呈颓势的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学说,并不是对于人、政治、国家的本质的科学的认识;也不符合由于奴隶制发展,大土地所有制形成、中间阶层分化,必然导     

论古希腊勇敢观念的起源与勇敢论的建构

勇敢是古希腊传统“四主德”之一,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概念。笔者运用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揭示勇敢观念的起源和生成,展现勇敢论的理论建构过程。第一部分,首先考察汉语“勇敢”一词的词汇意义,然后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希腊文词汇,考察其具体含义。第二部分,指出荷马时代的勇敢是观念形态的,而非概念形态的。早期希腊哲学家谈论过勇敢,对勇敢进行现象描述,但尚未对之进行理性的界定。希腊哲学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开始用定义的方法揭示勇敢的外延和内涵,从而把勇敢观念提炼为理性的概念。柏拉图的对话《拉凯斯篇》对勇敢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以勇敢为核心概念的勇敢理论初步呈现。第三部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把勇敢当作知识会带来矛盾和解释上的困难,因此他把勇敢与正义、智慧、节制一道纳入德性论的体系。他在界定和解释勇敢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勇敢区分为行为和品德,指出勇敢是某种行为,而刚毅是勇敢的品德;另一方面引入实践(伦理修行)的内容,把作为行为和品德的勇敢统一起来。勇敢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三卷中臻于完善。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论断

在人的本质观上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三个重要命题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他分别从理性认知和社会生活两个视角对人的哲学的把握。“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一命题集中体现和概括了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强调人超越于动物的精神属性 ;“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素朴地猜测到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命题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在人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的缺陷在于 ,他没有充分重视和发挥手脑结合的劳动实践 ,而这恰恰是理性和社会性得以产生和统一的基础 ,是人的真正本质。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渊源     

亚里士多德论有美德的行动

本文依据《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有美德的行动的概念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一个真正表达了美德的行动包含了哪些重要因素,且每种要素是如何贡献到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当中的,以表明一个有美德的行动是如何被驱动的,而一个具体的行动过程又是如何被选定、如何有助于实现整体的幸福的。进而,笔者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做有美德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一个培养习惯的过程,而且必须要求理智上的卓越。     

康熙朝贡狮与利类思的《狮子说》

中国古代不乏从政治和文学角度描摹狮子的作品,但直至清初仍没有讨论这一动物的专门文献。伴随康熙十七年的贡狮活动而出现的利类思的《狮子说》,是第一篇从动物知识的角度讨论狮子的汉文文献,也是一部欧洲"狮文化"的简明百科全书。利类思试图通过《狮子说》传播西方的动物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动物知识;并从基督教传播的角度切入,试图打破佛教文献中关于狮子与佛教的联系;又通过质疑历史上陆路贡狮的可靠性,企图在中国开创基督教系统叙述狮文化的新传统。通过《狮子说》与亚里士多德《动物志》中有关狮子内容的比对可知,利类思《狮子说》中提及的"亚利",并非如方豪所说的为"亚特洛望地",更有可能是指"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对比综述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直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起点，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又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摆脱了柏拉图过于沉溺的理想主义色彩；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日趋没落，柏拉图认为社会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应是多元化的；柏拉图提倡公有制，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柏拉图提倡人治，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柏拉图注重演绎，亚里士多德则注重归纳。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界定问题

柏拉图的政治思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他所建构的是先验的理想国,而非经验的政治国家,所以他的政治学说可以被界定为理想化了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实践型的,他关注的是经验的政治国家,因而他的政治学说可以被框范为经验的政治（科）学。     

妇联组织履行基本职能的优势与制约因素研究

妇联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妇女组织,凭借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拥有其他民间妇女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妇联干部对组织的基本职能认知度偏低,对组织的群众性功能认识不足,缺乏赋权妇女的工作理念,是妇联履行其基本职能的内部制约性因素。妇联履行其基本职能的关键为：正确理解组织的“三维交一”工作定位,强化组织的群众性功能;充分发挥组织拥有的政治资源优势,拓展组织的权力活动空间;构建与民间妇女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整合服务妇女的组织资源等。     

《喋血孤城》：民族精神及其人性反思——兼评该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发展的意义

《喋血孤城》以湖湘抗战中的常德会战为背景,展示了中国军人勇于献身的爱围情怀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和血性。同时,在还原真实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物的立体性塑造,赞美了生命的自由和舒展,反思了人性的善与恶,通过触目惊心的丑恶、痛苦和死亡来引起人们对“善”的思考和向往。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和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启迪价值。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德才观传承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科书以全新的文本形式和政治关怀开启了焕然一新的女性公共空间，它打破了“女子无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格局，为女性才智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广泛的可能性。然而检视教科书文本却不难发现，在“女德”和“女才”的关系问题上，这一全新的文本形式与传统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连续性——它们认同“道德优先于才学”。它们嘲笑传统社会的“女子才学”行为，追求传统女性读本所倡导的道德和实用原则，它们塑造的两类新形象——贤妻良母和国民之母——均是“女德”的新型政治形式。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对“休谟问题”的反向求解

休谟对由"是"到"应该"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一问题成为之后伦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之一,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情感主义、规定主义、社群主义或商谈伦理学都不能在休谟提出问题的范围内给出合理解读。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可以推导出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以此为前提,"休谟问题"只能存在于事实判断与次级价值判断之间,从而实现对"休谟问题"的解答。     

所罗门商业美德思想探微

美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认为,目前普遍流行的商业隐喻加深了人们对商业与美德无涉的错误认知,掩盖了商业活动应有的真实面貌。他以亚里士多德方式来考察真正的商业生活,并由此指出一条以亚里士多德美德观解决商业伦理问题的实现路径。所罗门以亚氏美德伦理思想为资源,重点讨论了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个体与团体（企业）相统一的幸福生活并强调美德在实现“完整的人”与“完整的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罗门在亚氏美德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基本的商业美德和企业自身的商业美德。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关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关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