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     

论制度理性:从不发达到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把握住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理性精神的两个互补方面，本文提出的制度理性，则是二者在组织体制方面的统一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组织动力。在今日，它通过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推动社会向合理化、优化方向发展，因而是我国从不发达走向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就是要在制度理性主导下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协同发展。     

“新理性精神”之我见

发源于欧洲的理性具有纯知识性和形而上学两个特点,导致工具理性和思辩理性的统治。现代哲学走向传统理性的反面,产生非理性倾向。我们应当反思旧理性弊端,建设实践理性,以弥合理性与感性、知识与价值、经验与思辩的分裂。     

论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合,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的生存统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人生统合、"德力俱足"的政治统合和"格物穷理尽性"的道德统合等四种统合方式.这些统合方式具有以人为本、以德为主、以行为机、以合为思的共同特征.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对于人类在21世纪正确处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双重解读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解读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理性面临的重要任务。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把握,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而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开拓了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双重解读的根本途径。     

企业职工的权威意识及其对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较

权威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 ,同时又是以职工对权力的认同为“合法性”基础的。本文通过实证调查资料表明 :职工对公有企业管理权威的认同是以价值理性权威为主 ,对非公有企业管理权威的认同则是以工具理性权威为主 ;而且国有企业职工与外资企业职工在权威意识上存在差别 ,即国有企业职工对价值理性权威的认同高于外资企业职工 ,而外资企业职工对工具理性权威的认同高于国有企业职工。职工权威意识的所有制差别受到职工权利意识的所有制差别的影响 ,与长期政企不分导致的企业管理行为高度政治化相联系。职工的权威意识反映出职工对企业管理行为的评价存在双重价值标准 ,从而造成企业管理不同的非正式约束环境。要消除双重价值标准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必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劳企关系进行再认识     

论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

行为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理性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对"实然"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应然"的确立为基础的.以行为理性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三个层面上展现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作为完整形态的理性对真、善、美的追求,使理性达到了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自身和谐发展的最高境界.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中国中小企业政策的反思——由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在官僚行政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中小企业政策走向了强调效率的工具理性方向.在工具理性政策的激励下,中小企业短视行为加剧,导致了经济社会的频繁波动、产业结构难以调整、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要改变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实现政府中小企业政策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把中小企业看作是市场的主体,通过制定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实现对弱势企业的扶持,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使其回到平等竞争的起跑线,实现中小企业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论理性之两翼内在张力的合理调适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理性之两翼,既须臾不可分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和扩张,大有使二者之间的张力达到极致状态从而导致理性之内在结构发生碎裂之势。鉴于此,有必要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进行合理调适,从而使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完整理性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提供内在的动力。     

形而上者谓之道

M·韦伯将人类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将现代化早期进程概括为工具理性时代。沃勒斯坦则直指其为一个世俗化阶段。维也纳学派提出,于人类(哲学)知识体系中开除形而上。价值理性由此被遮蔽,形而上的追求与关怀由此能动性地失落。形而上乃人的本质,人就是形而上的动物。形而上关怀繁衍、派生价值理性的逻辑,除传统套路外,指向两个层面:意义派生与话语派生。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上,尤其需要倾听形而上的召唤,保持意义的拷问与价值的追求。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性进路

在工具理性张扬的当代中国,诉求价值理性的关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凸显人对历史和现实反思形成的价值智慧、价值良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政府主导与组织主力的互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进路。始终胸怀13亿人的共同理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科学技术的风险后果与治理——一项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的分析

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问题。科技风险的两重性说明科技风险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科技风险虽然根源于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但却存在于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断裂的社会境域中。对此,应构建科技风险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以促进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以及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功能蕴含并应合着民主政治的两重内在追求。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表征为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背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途径。     

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功能探析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和功能应合并指向民主化的双重追求。价值理性把目的设定和价值关怀作为民主的中心,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价值理念建构功能、动力供给功能和超越批判功能,而工具理性把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置于民主的首位,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条件勘定功能、制度安排功能、技术设计功能和程序设置功能。价值理性解决民主的可欲性和可信性问题,工具理性解决民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二者协同作用才能使其发挥有效的正能量,形成民主化的真正推力。     

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偏离与矫正

公共政策内含着基本的伦理价值如公共性、公平、正义等.但在实践中,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式微以及政府的内在性侵蚀公共性使得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其基本的伦理价值.而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提升公共政策主体的美德以及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衡平方能实现对其伦理价值偏离的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