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排除承运人装卸责任的探讨

《海牙规则》和《海牙-威斯比规则》下,承运人一直被认为其除了可以推卸承担装卸费用外不能排除其对装卸货物的责任。直到2004年,英国上议院在对The Jordan Ⅱ案的最终判决中颠覆了这一传统观念。借此契机重新研究该问题,并结合实践提出“谁控制,谁负责”的观点,以期达到公平区分船货双方责任、督促各方尽责履行合同义务的目的。     

对《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比较研究

一、两个公约产生的背景 1、《海牙规则》的订立 《海牙规则》全称为《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这个公约于1924年在海牙签订,所以又称《海牙规则》。概括起来说,《海牙规则》是国际海运事业不断发展的产物,是本世纪2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结果,也是国际法律统一运动的初步实践。     

两种提单责任基础之比较

我国远洋运输界和海商法界曾于《汉堡规则》制订前后,对该规则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译作,但内容多侧重于阐释其具体条款。本文力图另辟溪径,从规则的核心内容——提单责任基础入手,对《海牙规则》的“不完全过失责任制”和《汉堡规则》的“完全过失责任制”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剖析两者在本质和作用、表现形式、具体内容、法律根据等方面的异同点,阐述提单责任基础重大变革的丰富内涵,为我国的海商立法、司法和从法律上接受《汉堡规则》提供理论参考。     

两种提单责任基础之比较

我国远洋运输界和海商法界曾于《汉堡规则》制订前后,对该规则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译作,但内容多侧重于阐释其具体条款。本文力图另辟溪径,从规则的核心内容——提单责任基础入手,对《海牙规则》的“不完全过失责任制”和《汉堡规则》的“完全过失责任制”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剖析两者在本质和作用、表现形式、具体内容、法律根据等方面的异同点,阐述提单责任基础重大变革的丰富内涵,为我国的海商立法、司法和从法律上接受《汉堡规则》提供理论参考。     

中美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比较研究

现有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中国在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过程中的需求。当前，中国还没有对有关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出专门规定。应当从实体法与冲突法两个角度完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并为适时加入1972年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做多方面的准备。     

调整国际航空运输合同法律冲突的国际条约及其若干问题研究

1929年在波兰华沙通过《统一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时，参与国大多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今天的情况已发生剧变，当事国已超过百个。因此，应加强对关于旅客伤亡、侵权责任等新的冲突规范的研究，同时也应通过国家间的集体合作，对目前的《华沙公约》与《海牙议定书》加紧进行改革。     

民用航空器停飞责任类型化研究 ——以2019年"埃航空难"引发的停飞事件为切入点

由航空产品缺陷引发的民用航空器停飞,包括基于政府民航主管机构行政命令的被动停飞、航空公司行业自律的主动停飞以及因航空公司不符合当事国强制标准的被动停飞三种类型.停飞类型不同,责任主体和损害赔偿也不尽相同.民用航空器停飞对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和航空法治体系完善影响巨大.中国应加强适航管理,严格规范适航标准和适航审定程序,建立并固化航空安全监管机制,增强国家、航空企业各层级全范围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完善适航法规体系和停飞责任保险机制.     

人工智能系统对航空器适航性及适航管理的法律挑战及应对——以MCAS系统为例

航空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促进了航空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也加大了相关安全风险，使得现行航空法面临新的挑战。波音737MAX系列事故发生后，人工智能系统给航空安全带来的威胁备受关注。从长远发展角度看，应当在《航空器适航性》当中制定有关人工智能系统的适航标准，还要从航空器适航管理角度加以重视，以便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航空产业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航空安全。     

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的影响——以承运人的义务与责任为视角

2008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鹿特丹规则>.该规则较之以往的<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在承运人的义务与责任方面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反映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的影响并进而揭示出新规则对承托双方利益的平衡.     

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问题,并结合考察维斯比规则、哈特法、海上货物运输法以及美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对“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海上保险中的适航性

海上保险中的适航性问题历久为众家瞩目 ,而近几年我国发生的几起大宗船损、货损索赔案都牵涉船舶的适航性在海上保险中的评价 ① ,但因我国相关法律对此关注不够而导致司法实践尚未尽如人意 ,故笔者在界定船舶适航性的定义及标准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适航性在海上保险中的相关问题 ,包括适航性在航次保单和定期保单中的应用时间、应用范围、适航性的举证责任分担以及违反适航性的法律后果等     

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冲突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并存着三个国际公约,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及汉堡规则,这三个规则之间内容的分歧导致了许多法律冲突的产生;而各国国内法对涉外货物运输的不同规定更是加剧了这种冲突的严重性.文章着重对上述法律冲突进行分析,并就冲突的解决提出自己的观点.     

国际海上运输规则与货运提单上“至上条款”的效力——兼论韩国商法中海上运输合同“至上条款”的效力

通常海上承运人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广泛使用免责条款。为了限制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国际社会制定了国际海上运输规则——“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规定,国家立法机构认可该规则的国家,没有必要制定“至上条款”,而没有得到认可该规则的国家,必须制定“至上条款”。而“汉堡规则”规定,如果属于该规则使用范围,没有必要另行制定“至上条款”,而不属于该规则的使用范围,必须制定“至上条款”。韩国的商法尚未批准上述国际规则,因此在使用上述规则时,必须设定“至上务款”。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货运单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

货运单作为新兴单据,其地位日显重要,但海牙规则并未明确货运单是否属于其调整的对象,对货运单条款的技术处理方案,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货运单项下收货人的诉权困惑,实践中的多种操作方案,均未能取得理想效果,最新的“海上货运单统一规则”第3条虽然合理,但缺陷仍存;运输期间货物控制权归属,理论和实际存在着差异,文章探讨了收货人如何防止发货人擅自变更送货指示的几种自我救济方法。     

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要求当事人尽早处理电子证据开示问题,对因疏忽而出示特权保护的文件规定了“收回”条款,规定了因正常操作而导致电子存储信息的灭失的“安全港”条款。然而,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制度与欧盟隐私保护法及其他国家的障碍立法等存在明显冲突。为解决冲突,最有效的方式是修订《海牙取证公约》,对域外电子证据开示的问题予以规定。研究美国的电子证据开示制度也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启示,主要包括:完善电子证据开示的相关立法;制定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借助公约或双边条约减少与美国电子证据开示的冲突;提高对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制度的认识等。     

《蒙特利尔公约》下之韩国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

国际民航组织1999年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它对各国国内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蒙特利尔公约》采用两级责任制度规制航空承运人的责任,即对乘客人身造成伤亡达到10万特别提款权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超过此限而无任何限制的适用举证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韩国已与2011年4月29日通过了商法典第6部分之国家航空运输法,该法明确了对乘客以及行李和货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条款,并采用了《蒙特利尔公约》中的主要责任原则.韩国有关航空承运人责任的国内法将有效解决在运送乘客、行李和货物方面有关承运人责任的争议,并在其规定的抗辩和限制范围内,为受到损害的乘客和托运人提供适当赔偿.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很简略,理论上也少有针对性的探究,司法实践中标准不明,随意性大。文章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结合外国立法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探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实质意义上侵权法的确定与立法展望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对实质意义上侵权法的影响,包括对实质意义上侵权一般法的影响和对侵权特别法效力判断的影响。《侵权责任法》是绝对一般法。实质意义上的侵权一般法包括适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两种情形。原有司法解释中侵权责任规范的效力取决于所解释的《民法通则》条文的效力。侵权特别法的效力判断分为法律整体判断模式和引致条款判断模式。如果行政法规上的侵权责任规范与《侵权责任法》有冲突,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侵权一般法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侵权特别法未来的立法空间和立法技术应该区分法律整体判断模式和引致条款判断模式。     

冲突法视角下的跨境产品责任侵权

在涉外产品责任冲突规范的连接因素上,国际条约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都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新发展。在对弱者利益的倾斜保护、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调和、当事人属人法的立场抉择、强制性规定的优先适用等方面,我国充分借鉴欧盟《罗马条例Ⅱ》及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的法理命脉。在当下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设定产品责任准据法的前提下,须在具体个案基础上反思中国国际私法视角下的产品责任侵权问题。     

产品责任立法中的产品范畴比较研究

在剖析我国产品质量法中对产品范畴界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英国、德国、挪威、日本、法国、欧盟组织以及海牙公约的产品责任立法中的产品范畴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范畴界定过窄,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生产品责任纠纷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建议我国产品质量法应修改产品的定义,将无形物品、智力产品、农产品、电力产品和赠品列为产品范畴,以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