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蒙自县的鼠疫传播及应对研究

蒙自县在清代中后期鼠疫频发,形成以蒙自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大片瘟疫区,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引起社会的普遍恐慌,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或被动的“防疫”措施,应对鼠疫.原本作为灾难的鼠疫在其流行与应对的背后,折射出的却是这个时代蒙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     

散布鼠疫菌（PX）细菌战“战果”之真相

日本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随着中日学者的研究逐渐被揭示,在研究中所用材料大部分都是加害者（当事人）和受害者的口述史,缺乏日本军当时实施细菌战后对被害地的全面详细的疫学调查。731部队细菌战研究人员金子顺一论文《鼠疫效果略算法》,揭示了1940年农安、新京鼠疫流行事件是731部队实施的细菌战的事实。《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中的高桥正彦论文中关于农安、新京鼠疫流行事件的论文,是731部队细菌战后对被害地进行的疫学调查。达格威文件Q报告中的部分数据来自“农安细菌战”受害者的病理解剖,其中不仅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鼠疫》中伦理身份选择的认同与迷失

加缪的《鼠疫》是疾病文学叙事的典范，这部作品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小说中加缪直接对疫情的爆发到发展进行叙事描写，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直接描写疫情灾难的作品。学者从小说的象征寓意、对小说的荒诞阐释及小说对人性的反思向度对《鼠疫》进行过细致探查。本文从医学伦理学的视角出发，以医学与文学的融通为导向，分析小说中的医者及“患者”的伦理身份选择。医学需要文学的引领，文学以医学故事为蓝本，从而打通医学与文学的界限，更深入、更立体地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及他们的伦理选择。     

1895年鼠疫:澳门的公共防疫

鼠疫是人类历史上传染最烈的瘟疫之一，1894年（光绪二十年），在广州和香港爆发空前鼠疫的同时，咫尺之遥的澳门却未受侵扰。次年，鼠疫影响澳门，也只是稍有感染，未见流行性传播。联系到2003年的“非典”，澳门也能独善其身，那里果真是一块五毒不侵的“福地”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鼠疫流行及其防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鼠疫流行,给东北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灾难.为防治鼠疫,保护群众身体健康,东北区党和政府建立专业性的鼠疫防治机构和队伍,开展防疫宣传,建立防控机制,开展卫生运动,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科学疫病防治举措,有效地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和蔓延.     

伯力士在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后的防疫工作初探

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发动鼠疫细菌战.国际顶尖的鼠疫防疫专家伯力士从1941年12月,开始主持为期一年多时间的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他在从技术层面证实常德鼠疫为日军所为、检查鼠蚤预测鼠疫流行趋势、主持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以及培养鼠疫防疫和医疗人才等方面努力工作.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爆发流行,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一胜利成功阻断了鼠疫传染源,保卫了包括重庆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卫生安全,彻底粉碎了日军的细菌战图谋.伯力士作为外籍专家在常德鼠疫防控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疫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治疗胆病的拓荒人——记省总工会医院技术院长、主任医师高凤岩和他的双溶(融)治胆疗法

他出身于中医世家,是一位把中医、西医和影像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复合式专家:他创立了溶(融)石保胆疗法,把中医治疗胆病推向了一个既安全又便捷的崭新阶段:他的“超声与中药结合治疗胆病”的科研课题属国内空白,现已列为国家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优秀人才重点科研项目,他因治胆病而荣获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杰出成就金奖”。     

治疗胆病的拓荒人——记省总工会医院技术院长、主任医师高凤岩和他的双溶(融)治胆疗法

他出身于中医世家,是一位把中医、西医和影像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复合式专家;他创立了溶(融)石保胆疗法,把中医治疗胆病推向了一个既安全又便捷的崭新阶段;他的“超声与中药结合治疗胆病”的科研课题属国内空白,现已列为国家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优秀人才重点科研项目,他因治胆病而荣获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杰出成就金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鼠疫应对机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依然严重的鼠疫流行给执政初期的党和政府以严峻的执政考验,促使东北地区党和政府与社会积极应对。不仅迅速成立了专业鼠疫防治机构,组织实施了有效的疫区处理工作,开展了积极的鼠疫临床治疗,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鼠疫救疗机制,而且从群众性工作和技术性工作两个方面迅速建立了较为严格的鼠疫疫情报告制度;实施了积极的鼠疫预防接种,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灭蚤及环境卫生工作,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宣传与教育等。初步建立了颇为完善的鼠疫预防机制,从而为东北地区的鼠疫防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奠定了牢固基础;同时也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试谈渤海以旧国、中京、东京为王都时期的儒学

关于“渤海以旧国、中京、东京为王都时期的儒学”问题,是当前史学界研究渤海史和延边古代史中的新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根据有关渤海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作初步探讨。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科技类专业设置演变(1901—193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传教士办的从小学到大学的三级教育体系,在近代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之外形成。16所教会大学中的14所,是从教会中学发展而来的。除了少数几所医科大学外,普通教会大学的学位课程一般是文科,但这个文科的定义与现在的不一样,理科也包含于文科中。后来课程增多,程度提高,文理分开组成系,20年代末设立文理学院。教会大学的学科多设文理科及医科,很少开设工科。后期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与影响,为了适应国人的需求,少数学校开设了工科专业。农科是个例外,因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时就有服务农村的思想,当时国内大学中农学质量水平最高的是教会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农科。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绩,同样令人瞩目。     

关于“阳有余，阴不足”之辨

从天道阴阳、生理病理阴阳以及辨证论治等 ３个方面,重新比较了发生在１２世纪至１７世纪医界有关阴阳有余不足的一场辩论,认为争辩双方的实际分歧在于病理与辨证论治方面。这场争辩的理论意义是,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形成。伤寒论与温病学是传统医学治疗外感病的两大学派,因此湿病学的形成标志传统医学在传统范围内的完善化,而围绕“阳有余,阴不足”论展开的这场辩论,正好反映了传统医学完善化之前的深刻的理论躁动。     

20世纪反传统文化思潮对中医学术之影响

讨论了肇始于 2 0世纪初的反传统文化思潮对中医学术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中医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具有诸多与西方科学不同的特征。随着 2 1世纪的生物医学的发展 ,将会发现人类对自我的研究不能完全做到“物我两分” ,中医学术的诸多难解之谜将被揭示     

利玛窦与中西医学交流

利玛窦是第一个将西方中古医学理论（四体液说）以及近代生理学（脑的结构和功能理论）介绍进中国的人。同时也是最早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医的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从自然哲学、生理学和医学方法论等层面系统地与传统中医进行理论交流的先河。此外,本文从科学哲学和医学史的视角,重新评价利玛窦在中国医学发展史和中西医学争论史上的突出地位和深远影响。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试谈“气”与“象”范畴的深刻内涵与中医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气”范畴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伟大发现 ,古希腊的原子论仅具有哲学意义 ,而“气”则从一开始就既具有哲学意义 ,又具有科学的应用价值。“气”是中医学的立足之根 ,但对气的认识目前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阶段 ,终有一天 ,中国古代的“气”概念得到挖掘和阐发 ,将可以跃升为具有现代或后现代意义的科学理论。“象”的实质是气 ,是气的流动。中医学以“象”为依据 ,来理解人体构造和生命机理 ,这与西医学以形体为本质不同 ,在整体层面上又高于以形体为本质对人的研究 ,使中医学比长于把握事物的静态类别的西医学 ,在把握动态的个别方面 ,具有优势 ,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药物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原因 ,这种治疗上的成功在科学方法论层次上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说 ,中医学因为有自己深刻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论 ,从而它的发展根本上不是对西医式的物理化学模型的还原 ,而是有着特殊的广阔远景 ,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激进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上)

20世纪初,各种激进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内忧外患,中国文学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要求,表现在文学上功利色彩日益浓重,意识形态的规约抑制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文学工具化的理论削弱了文学自足性的价值,战争环境下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对文学的价值判断,忽视了对文学的审美要求,造成对作家及作品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评价方式。一元化的评价标准限制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

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研究者也大多为医学史家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疾病、医疗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医学史和历史学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使得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领域逐步完善起来。医学社会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至今方兴未艾。     

戴笠、陈明德事迹考

我国清末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学者王韬(1829-1897)在所著<扶桑游记>中说,明亡后至日本的朱之瑜、陈元赟和戴笠是当时在日本最有学问的三人.朱之瑜作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师宾,传播儒家学说,陈元赟据道家哲学思想,创传柔道、传播公安派文学,戴笠虽削发为僧,却不忘救人济世,发明救治痘疹,与他同时的陈明德也是以医术起废愈痼,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