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商业观探源

中国传统商业观探源张登华中国传统商业观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重义轻利”（也称贵义贱利）、“重农抑商”（也称重本抑未）以及一定程度上由二者衍生出来的“黜奢崇俭”，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商业文化，有必要对上述传统商业观作一历史探源。一、义利观念的分化重义轻...     

从义利关系的演变看经济与伦理的分离与统一

义和利作为价值取向的两极,是从不同角度对利益的概括.“义”指的是一种宏观的整体的公利,即一种大义; “利”指的是一种微观的、属于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以义制利”、“重义轻利”、“去利存义”和“义利统一”的演变,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商这一特殊商人群体是在贯彻儒家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兼顾义利,把“儒”与“商”很好地结合的实践典范.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现象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和伦理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理想与现实的调和:传统职业观的前近代嬗变--以明清徽州为例

随着宋元明清时期形势的发展 ,治国平天下的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儒士和商人的传统职业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徽州的儒士和商人通过对义利的辩证转化、儒行的广泛实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重新诠释 ,模糊了士、商、农之间的职业差别并使之趋同化 ,提出了儒、商事道相通和农、商交相重的新观念。可以说 ,传统职业观正经历着前近代的嬗变     

论近代上海商人文化的特征

沪商文化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的商业文化，与明清时期出现的徽商文化、晋商文化有极大的不同，其显著的特点有：（１）多元开放性；（２）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３）完全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的定位序列，使商从四民之末跃居四民之首；（４）竞争与创新意识较为突出；（５）具有较强的政治关怀     

中国古代儒商发展历程和传统儒商文化新探

儒商虽然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出现意义与之相当的"儒贾(商)"和"(儒)士商"概念。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在商业经营上取得成就的商人。中国古代儒商和儒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儒商初步形成,儒商文化随之出现;宋代儒商得到新生,儒商文化开始复兴;明清时期儒商发展走向兴盛,儒商文化成为主流商业文化。传统儒商文化是中国古代儒商把儒家思想与商品经济法则相整合所形成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传统儒商文化为当代儒商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

由于财政上的需要及外力的冲击 ,晚清政府开始重视工商业 ,并有实际的举措。但政府之目的仍在对外 ,并未认识到商业本身于民生的重要意义。“重商主义”一词除广义上的重视商业之意外 ,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更主张由政府控制国家的经济。晚清重商主义在实际上亦有此一面的意义。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重商主义的核心 ,“商战”是其主要口号 ,并为商人所欢迎。但在当时 ,商人私有财产权仍处于暧昧之中。轻商的社会风气也未能从根本上祛除     

豫东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关系

豫东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关系陈旭（郑州大学历史所）近年，在豫东地区发现了岳石文化，这是河南夏商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岳石文化因素和特征，在郑州商文化中亦有一些表现，这说明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的历史背景。下...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浅谈近代绅商的城市服务功能

近代绅商 ,即泛指近代所有的士绅和商人 ,也包括由传统士绅投资近代商业而形成的亦绅亦商的社会阶层。本文对近代绅商城市服务功能的产生、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作了初步探讨 ,以此揭示出作为近代一个特殊阶层的绅商的某些社会行为特征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     

明清之际士商关系问题研究

明清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以及新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传统士商关系开始发生巨大裂变.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弃儒就贾、亦贾亦儒渐成风气,中国特有的儒商精神也在商业实践中日渐形成,在明清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夫之经济思想新论

王夫之以天赋自然思想肯定民众的土地私有,反对王者将土地据为一已之有,提倡耕者有其田。他是一个继承传统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者,主张以农为本的亦工亦商,在满足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基础上发展手工业与商业。     

义利之辨与晚清重商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变化,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也同样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辨"的突破及"本末"观念的转变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逐渐被抛弃,"工商立国"观念逐渐确立,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兴起。依据相关资料,重点分析晚清时期本末、义利观念的初步变化,或还揭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近代转型的内在路径与发展趋向。     

论《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关系

《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之间有的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有的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更普遍的是一种金钱买卖关系。官吏以政治权力的不公正使用换取商人的钱财美色,商人用钱财美色购买官吏的政治权力以谋取商业上的暴利和商业之外的社会特权。《金瓶梅》中商人与官吏的金钱买卖关系基本上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与官吏买卖关系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     

四川藏区藏商与商业的历史考察

元明之后 ,四川藏区不仅有活跃而地位优崇的藏族商人群体 ,且有过商业的兴盛时期 ,但该地区商业发育更多地是靠外部条件 ,藏商之主体亦主要是因特权而发达 ,它们的荣枯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关联不明显。该地区直至民主改革前 ,生产力水平仍然极度低下 ,物物交换是其商业的主要表现形式 ,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有助于对藏区开发中的特殊性的认识     

商族图腾崇拜及相关问题

把“玄鸟生商”作为商族起源说是东周人的假说讹传 ,仅是一种神话传说。甲骨文中的亥的“亥”字上有鸟之形 ,也不代表商族与鸟有关系。卜辞的“商”字反映出了商人对“辛”的重视 ,是商人图腾形象升华为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符号的体现。而殷墟青铜器中最为多见的饕餮纹饰显然是商人图腾崇拜的象征 ,而这种纹饰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龙图腾。     

马克思对商业社会中产品质量问题的批判

近年来，现代商业社会中层出不穷的产品质量问题，刺激着每一位消费者的神经。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商品与货币以及现代技术对商品生产问题的认识，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商业社会中商品质量问题的根源。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即质量）并不是商人的最终目的，它只是商人获取货币的手段。同样，现代技术运用于商品生产时一味追求产量上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产品的质量。现代技术和商业生产本质上都是一种计算性行为。因此，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和现代技术在提高商品质量方面的捉襟见肘，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商品质量的下降。商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源恐怕使得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内部即使构建再好的监督惩罚机制也不能完全根除这一顽疾。     

近代绅商阶层产生的文化渊源

绅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变出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的形成是中国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及其他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明清以来,传统儒家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欲、私、治生、义利观以及商人社会价值和商业的作用等都得到重新诠释,这对绅与商的对流、融合以及绅商阶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以私人工商业为杼机和主体的相对自由的商品经济的突兀性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士商观念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商人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为商人阶层伦理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随着士商观念的转变，“弃儒就贾”成为当时杜会的一道风景，使得儒家以伦理为本体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规范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并融入传统文化当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激进”的言论与“保守”的行为——对徽商在传统价值观问题上的心理分析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竭力否定传统的“四民”之分，特别是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主张“士商异术而同志”。这种言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倾向，具有非常“激进”的色彩。然而言论上颇为“激进”的徽商，致富后大都不再将发展商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而是将业儒入仕作为头等大事，其行为倾向却是异常“保守”的。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徽商身上的统一问题。认为这与徽商为平衡徽州地区的生存取向与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