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迭遭战乱,社会动荡,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在北方地区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逐步好转的曹魏、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秦以及北魏孝文帝改制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北方商业曾出现过三次发展与兴盛时期;而在晋末永嘉之乱、淝水战后前秦政权瓦解以及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和北齐、北周相争的年代里,北方商业也出现过三次破坏与衰落时期。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社会经济并未被破坏到难以恢复的程度,商业复苏的生机亦未被斫丧殆尽,它在重重阻碍下艰难发展,并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     

试论前秦前燕对峙中的人才擢用——兼析前秦败亡原因之一

自古而今,立国安邦之本,莫如人才至要。“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前燕兴衰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取决于如何用人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     

统万城兴衰

统万城是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都城，距今有近1600年的历史。它于公元413年兴建，历经十余个朝代而最终走向衰微，掩埋在沙漠之中。统万城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象征，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十六国春秋》之亡佚及其辑本

崔鸿《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史最系统的最早的一部专著。由于崔鸿的生活年代与十六国时期接近,能够看到十六国诸国一部分“国史”以及十六国、东晋和南北朝前期人所撰写的十六国史著作,言之有据;又由于崔鸿写作态度十分认真,虽受北魏正统思想影响,视十六国诸国为僭伪,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从“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来看,书之客观。因此,《十六国春秋》的史料价值很高,不论是研究中国古代通史、断代史,还是     

独立后印度国内政局的演变与外交政策走向

印度独立以来的政局大体经历了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目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三个时期 ,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烙上了三个时期不同的印记。本文分析研究了这三个时期国内政局的矛盾和问题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以更深刻地了解印度 ,认识印度 ,寻觅 2 1世纪印度的发展趋势和外交政策的走向。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学术与风俗习惯的汉化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学术方面的汉化主要包括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律学、兵法、武术、科学技术等;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包括婚礼、丧礼、姓氏、语言、一般礼俗、服饰等.由于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到十六国末期,中原少数民族基本上完成了汉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为北魏孝文改制奠定了基础.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与孝文改制是前后相继、紧密相连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导致北朝末年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和南北大统一的完成.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司法制度及建树

为了使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法制中的司法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解读和认知,运用例证、比较分析和理论归纳的方法,对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究,认为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基本是仿效汉魏晋以来的中原汉制建立自己的司法制度,但在一些方面也不乏创新和建树,从而对中国历史上司法制度的发展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陇西李氏初论──北朝时期的陇西李氏

陇西李氏是南北朝时期北方著名的高门士族，也是唯一出于西州而影响于中土的大族。本文系统考察了四世纪４０年代陇西李氏进入中土并在北朝１００余年历史中的兴衰变迁，着重论述了陇西李氏在北魏中后期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在北魏与东西魏交替之际动荡政局下的衰败情况。     

魏晋西北汉族族群之历史观照

魏晋南北朝,始于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三国鼎立,终于杨坚建隋后灭陈,统一全国,历时369年。经两晋十六国,南北朝。在这大动荡大分裂走向再度统一的阶段,西北地区始终处于政局变幻的中心地带。前凉时期“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大批汉族南迁。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社会诸方面因素的制约,一部分汉人迁入西北和其他地区。西北地区的主要迁入地是当时较为安定的河西走廊。河西地区远离中原战场,由于当地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农业开发,所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大批移民人口。早在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     

十六国时期南凉、大夏"阳武之役"述论

东晋义熙三年(407)十一月,南凉、大夏之间发生的"阳武之役",是十六国后期影响西北政治格局变动的一次重要战役。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后,基于对付后秦的政治考虑,选择与南凉联姻结盟。但南凉统治者对大夏抱有轻视心理,为防止对方觊觎南凉疆土,拒绝赫连勃勃的联姻要求。赫连勃勃凭借对高平与金城、武威之间交通路线熟悉,并充分考虑南凉、后秦交界区域军事防御的漏洞,引兵入南凉境内掠夺大量人畜。在撤退过程中,赫连勃勃选择在阳武下峡设伏兵,成功阻击了南凉的追兵。"阳武之役",成为南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大夏崛起的关键之战,同时间接诱发了后秦与南凉之间的"姑臧之战"。这一系列战争,导致河西、陇右、关中政局的变动,从而影响了十六国后期北方历史发展的走向。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

“二十四友”是西晋惠帝朝“暗主虐后”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是强权政治下士人攀附权贵的一个典型。他们是当时热衷政治的代表人物，又都能“著文章”。西晋一朝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在“二十四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入明蒙古人政治角色的转换与融合——以明代蒙古世爵吴允诚（把都帖木儿）为例

明永乐朝对归附蒙古人的待遇颇为优厚。他们除了得到物质赏赐之外,往往被授予世袭武职,于军卫带俸。其中一些上层将领征战立功,最终跻身世爵行列。吴允诚（把都帖木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通过吴允诚在明朝的活动,我们可以管窥明朝的内迁少数民族政策措施,还能够看到附明少数民族极强的适应性。这对于全面把握明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从法律的视角看后金征服漠南蒙古

漠南蒙古各部为后金绥服对明清的兴亡和蒙古族本身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文章从统治者个人对历史的作用和林丹汗被后金征服两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在经济基础基本相同,生产关系基本稳定的时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核心竞争,首先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竞争。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论金初“南冠诗人”的忠义精神

金朝初年,被囚禁的滕茂实、朱弁、洪皓、司马朴等＂南冠诗人＂忠于宋朝,坚守节操。朱弁等使臣期盼宋室中兴,致力于两国和好,常以苏武自勉。司马朴等人客死他乡,朱弁、洪皓十余年后全节返宋,只求苟安的南宋朝廷对他们的表彰中隐含着排挤。这些宋臣未能被故国重用,相反,他们的忠义节操受到了金人的崇敬,成为南北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中原文化的一部分。     

段氏“二妙”生平及遗民心态探赜

段克己、段成己兄弟合称段氏"二妙",是金遗民中的重要作家。他们身处金末元初丧乱流离的时代中,却以丰富且高质量的诗词存史,实可称之为金末文坛的中流砥柱。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金元之际的文化背景,对二段的仕隐、游历、交游等生存状况进行尝试性的考辨与分析,着重探究兄弟二人归隐龙门之后的人生经历,进而尝试发掘他们身上所特有的金末元初动乱时代金遗民这一特殊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特心态。     

论义兴周氏与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

义兴周氏是魏晋时期江东著名的武力强宗。在两晋之际动荡的江东局势中，义兴周氏叱咤风云，三定江南，又三次反晋，对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