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味无争辩”？——高低收入阶层膳食健康上的不平等及其分解

我国高低收入阶层间存在着严重的膳食健康上的不平等现象，在讨论其背后的机制时，鲜有文献涉及到口味因素．传统理念认为口味差异天生给定，无需争辩；Ｂｅｃｋｅｒ开创性地认为可以用经济学工具争辩口味问题．通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三期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加入个体固定效应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消除了“不可争辩的口味”；在此基础上进行无条件分位数分解，将相同特征条件下系数不同导致的不平等定义为“可争辩的口味”效应．结果显示：在包含收入阶层流动的情况下，“可争辩的口味”和社会经济地位分别可以解释膳食健康不平等的５４．３％和４４．５％；在不包含收入阶层流动的情况下，二者分别可以解释３７．１％和６２．３％．人口学特征、个体健康、供给因素的作用很小．结论表明，收入政策只能起到部分作用，政策制定者需要重视对口味的教育引导．这在“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背景下，对于促进全民健康有着重要启示．     

政府效率、社会决策机制和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被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微观个体的再分配偏好是再分配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的核心环节。本文利用实验方法,参照我国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情况,设计了一个包含不同收入阶层的实验室社会,要求被试在未知和已知自身收入这两种情况下就社会税率水平进行表决。实验设定了不同的政府效率水平,引入了多数原则、随机选择社会决策者以及有中国背景的"民主集中制"这3种社会决策机制,检验其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随着政府效率的提高,税收带来社会净福利的增加,个体的再分配偏好随之提高;与多数原则相比,随机选择社会决策者和民主集中制这两种机制能诱发个体更高的再分配偏好。实验结果还表明,在个体收入揭示之后,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强烈依赖于其所处的收入等级,呈现明显的自利动机;政府效率和社会决策机制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实验发现,除了自利动机之外,高收入的被试体现出不平等厌恶,低收入被试则体现出对初始收入不平等的容忍。本文结论为了解中国个体的再分配偏好特征提供了依据。     

收入不平等孰甚:地区间抑或城乡间

本文认为泰尔指数分解先后次序会影响我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判断,先按城乡分解后按地区分解倾向于夸大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先按地区分解后按城乡分解则倾向于夸大地区间收入不平等。为此,本文同时采用两种分解过程,并提取了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和纯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从静态角度分析孰轻孰重问题。然后沿用并扩展了Mookherjee和Shorrocks给出的研究方法从比较静态角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进行分解,考察收入不平等增量中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变动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及人口流动等因素的贡献。研究结论表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较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更甚,它与总收入不平等变动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的4个阶段中,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弱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但它基本上呈单调递增的特征,累积效应明显;另外,目前城乡间人口流动倾向于推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而地区间人口流动有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

本文使用CGSS2013年的数据,研究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个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解这种不平等。运用参数估计法和方差分解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目前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相对系数高达35.7%。年轻个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小于年老个体,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2)父亲的背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高达9.9%,出生地和户口是单个贡献最大的两个环境变量,分别为9.0%和7.6%,其他环境变量也有较大贡献度;(3)在Roemer和Barry两种情境下,劳动力外流和自身受教育两个努力变量对收入不平等分别贡献了24.4%和31.7%。环境不仅直接影响收入,还可以通过影响努力间接影响收入(7.3%)。     

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环境、健康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将CGSS(2006)个体特征数据与地市污染数据有机嵌套,利用广义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污染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重要传导机制,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规避环境风险的能力不同,环境污染会引致差异化的暴露水平和健康效应,成为引发健康以及社会不平等新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借助于流行病学中污染健康负担测算方法,估算了2003~2010年中国112个重点城市空气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地区分布以及对地区间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显示:经济发展越落后,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就越重,且呈现出明显的累退分布,污染健康负担使地区间实际经济不平等上升了1.33%~9.919%;利用1998~2011年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了污染会通过健康影响到地区内和城乡间不平等。基于污染的"亲贫性"以及污染形势的严峻性,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进程中须警惕"环境健康贫困"陷阱风险。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

教育对收入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密切关系,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尽管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倒U型曲线顶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这个结果与中国劳动力市场两重属性下工资压缩效应表现较弱有关。上述结论对收入分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就业政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基于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构建包含高、低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提升教育程度和提高职业技能两类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以拆分为3个渠道：不同类型群体的数量比例、工资差距大小的变化及劳动者的地区间配置。在这3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提高低受教育群体教育水平的政策能够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最终得到改善。提升低受教育群体职业技能的政策则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缩小两类人群的工资差距,促使收入不平等状态持续改善。更换高、低教育程度划分标准、改变生产效率溢出效应系数相对大小、引入两类人群的劳动可替代性差异、引入资本等均不会影响结论。本文为收入分配和技能溢价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也为现实经济中政策成效的评估及共同富裕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经历——基于内蒙古赤峰市城镇地区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 ,教育发展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 ,由此他们开出的政策药方是政府应努力增加在教育上的投资。本文强调的则是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即如何使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 ,根据人力资本的流动也遵循着从收益率低到收益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的规律 ,通过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制 ,消除限制人力资本生产力效应的各种障碍 ,人力资本的投资自然会达到最佳水平。本文即是通过对此类地区教育的收益率、教育与个体职业选择和劳动力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一些佐证。主要结论有:在样本地区 ,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还比较低 ,用教育来解释收入差距仍旧有很大的限制;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部门或地区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就越明显 ,同时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相应地提高教育的收益率;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最高 ,与初中相比 ,高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微乎其微;教育年限对个体职业选择有明显的影响 ,与工作满意度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损失厌恶能否解释“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

损失厌恶是个体决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特征.采用随机占优的方法,从理论上研究损失厌恶是否可以解释"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的现象.因为不确定的消息所隐含的可能发生的损失将大大减少厌恶损失的个体的期望效用,我们发现损失厌恶可以很好的解释个体"好消息提前"的行为,但单纯的损失厌恶特征并不能解释"坏消息延后"的现象.随后,进一步对该结论进行了讨论,并探索性的给出了可能产生"坏消息延后"的另外一些原因.     

损失厌恶能否解释"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

损失厌恶是个体决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特征.采用随机占优的方法.从理论上研究损失厌恶是否可以解释"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的现象因为不确定的消息所隐含的可能发生的损失将大大减少厌恶损失的个体的期望效用,我们发现损失厌恶可以很好的解释个体"好消息提前"的行为,但单纯的损失厌恶特征并不能解释"坏消息延后"的现象.随后,进一步对该结论进行了讨论,并探索性的给出了可能产生"坏消息延后"的另外一些原因.     

收入不平等、公平偏好与再分配的实验研究

随着收入不平等差距的拉大,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公平与再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了在不同成本与效率条件下,针对不同的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中国被试的自利偏好与公平偏好对个体再分配行为的影响。实验研究发现:除了自利偏好,公平偏好在再分配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决定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个体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有显著影响;在个体再分配偏好中,公平偏好满足需求法则,并且与效率损失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最后,再分配行为受到决策者的角色与社会特征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

本文采用GE指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 ,从转移性收入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 ,比较各区域包含转移性收入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的两组收入不平等值的差异 ,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各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二是运用GE收入来源方法 ,通过转移性收入和其他分项收入对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的比较 ,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 ,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工作场所同情:一个多层次的动态整合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工作场所同情的多层次的动态整合模型。该模型认为工作场所个体同情过程和集体同情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在同情使能特征的作用下,个体同情过程可以涌现为集体同情过程,而集体同情过程也会促进个体同情过程的发展。集体同情能力是一种动态能力,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在已经形成集体同情能力或者同情涌现使能特征较高的情况下,之前经历的痛苦遭遇的总量和多样性可以影响组织现有的集体同情能力。该模型可以解释并预测工作场所对痛苦遭遇的不同回应及效果。本研究不仅整合了工作场所同情研究文献,还回应了关注组织研究人性化和"对社会负责的学术"的号召。     

二元结构、实际汇率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限模型,以二元结构为门限变量,研究了43个国家1980~2010年不同收入国家,基于二元结构变化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大小(B-S效应),研究发现:二元结构对B-S效应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门限效应,高收入国家不存在二元结构问题,其B-S效应显著;中等收入国家基本上跨过了第一门限值,其B-S效应存在,但弱于高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基本不存在B-S效应;表明在不同二元结构下,由于工资不会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存在不完全传导机制,可以解释"人民币汇率之谜"。     

人口迁移的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本文从人口迁移行为偏好的视角讨论了地区代际流动的重要性。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构建了城市层面的父子社会地位代际流动指标,并将其与城市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了地区代际流动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代际流动水平高会降低个体迁出概率,相反代际流动水平低则会对人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家庭社会次序较低但具备社会地位跃升能力的高技能人群中,而来自于高社会次序家庭或者低技能的子辈群体则对代际流动的反应不敏感。机制分析显示,地区收入不平等是代际流动影响人口迁移行为的重要传导机制,而个体迁入高代际流动地区会提高自身代际流动水平是其微观行为动机。在多种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下,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结论表明,人口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具有地区代际流动偏好,机会公平的发展环境不仅是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也是城市吸聚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贫困减少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基于时序数据

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以1981年～2004年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指标,从时序雏度考察贫困人口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协整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基尼系数能够预测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反之不能成立;误差修正模型显示,贫困发生率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为正,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前者大于后者.由此认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是促进贫困减少的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减少,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积极效应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效应.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时期,确保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努力缓解收入差距是贫困减少的有效途径.     

中国彩票业发展的隐忧与战略选择

当前我国彩票业的繁荣背后存在隐忧。本文认为应通过政策设计调节彩票购买人群的结构,提高中高收入人群购买者比重。政策上建议将彩票定位为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娱乐消费品,根据不同购买者对不同政策的敏感点设计彩票产品,鼓励健康的出于公益和游戏动机的人群,特别是高收入阶层的彩票购买。     

市场化、政治身份及其收入效应——来自中国农户的证据

本文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以党员和干部身份作为衡量指标,运用双差法建立计量模型,研究了政治身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政治身份户比非政治身份户的人均收入高19.38%,其中有5.84个百分点来自于政治身份的贡献(收入效应)。乡村干部户的收入效应最高(7.73%),其次是国家干部户(6.05%),最弱的是党员户(3.94%)。政治身份对农户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为0.48%,并不是造成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政治身份的收入效应主要来源于国家职工工资,以及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等非劳动性收入。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仅仅改变了政治身份在各结构性收入上的收入效应,对总收入的收入效应没有显著影响。构建和培育更完善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规范和改革农村的政治治理结构和模式,抑制政治身份户、特别是乡村干部户的权力寻租及其收入效应,是中国乡村治理乃至农村稳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采用教育基尼系数衡量教育不平等,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及方向。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改进却没能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并非简单线性关系,但教育扩展有利于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的改善;(2)教育通过人力资本传导机制与收入分配之间发生联系,但其不会自发形成"教育平等←→收入平等"的良性循环;(3)长期内教育不平等的降低并没有改善收入不平等,但收入不平等在当期就能加剧教育不平等程度;(4)目前教育投入的水平、城市化进程并没能有效的改进教育不平等。另外,模型的稳健性得到部分证实。     

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1986～2017年

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研究发现:(1)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的测度,下降幅度约14%～21%;(2)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收入流动会使得长期基尼系数下降10%～25%,但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长期贫困问题需要关注;(3)对不同角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讨论发现,政府补贴、家庭禀赋(劳动力或土地)、学校教育、社会资本(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实现阶层跃迁,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阶层固化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