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变迁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永定河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廊道。历史上,永定河经历了由清泉河到浑河、由水灾多发到极度缺水的转变,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永定河上游、中游地区的农业垦殖、森林砍伐、矿业开采、水利工程建设以及下游地区的海河漕运、筑堤固坝等,是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反思永定河生态环境变迁及其治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恢复永定河的生机与活力,需要加强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中游地区的生态涵养功能,重视下游地区水灾的预防,遵循生态规律,完善永定河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一种较好协调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中各方利益关系、缓解流域用水主体间各种矛盾的法律制度,但存在立法严重滞后于流域补偿实践、分散立法模式欠缺治理整合的能力以及区域立法缺位造成整体性治理效能不足等方面的缺陷。因此,首先应强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在宪法和环境基本法中的地位;其次,修改并完善水资源利用类法律和其他部门法,如将生态环境利益纳入刑法的规范和调整范畴,进而对相关条款进行立法完善;再次,推进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专门性立法;最后,推进区域立法为流域内省际合作设置稳定框架,从而最终形成中央立法、区域立法、地方立法构成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法律体系。     

还永定河生机 莫忘防洪治理——关于历史上治理永定河的几点思考

历史上的永定河曾经水量丰沛、水灾频仍,在哺育北京城发展的同时也常常威胁着首都的安全,抗洪防汛一直是历史上永定河治理的首要任务。由于永定河流域状况的巨大变化及其水灾的特殊成因,当今的永定河防洪问题面临着更为尴尬的境地：无水但仍要防洪。解决之根本出路在于全流域的环境保护及综合治理,恢复生态功能,还原自然生命力。     

水源地生态保护外溢生态效益评估研究

流域水源地开展的生态保护和治理措施,在优化当地生态环境、涵养水源的同时,还给下游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受益区无须支付成本即可免费享用。从公平发展的角度看,下游需要就这部分效益对上游进行补偿,以弥补其生态保护成本,调动其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从这一视角对水源地外溢的生态效益进行评估,可以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一定程度上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内容。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外部性与政府适度干预：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中的政策框架设计

在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水源林综合保护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矛盾。水源林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由于其外部性极强,政府必须进行适度干预。通过不断深化林权改革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有利于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次生灾害的生成及治理

重大突发事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容易引发信息次生灾害,信息管理者风险管理意识的粗放、信息发布者传播方式的位移以及信息接受者群极化传播,使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更为复杂.树立科学的预防和治理意识,建立有效的监测预警和综合处理的治理机制,是减少和降低信息次生灾害的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战略性思考

在中国加人WTO之际,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恢复息息相关,在国家实施"三北"林防护建设、七大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天然林(草)保护、风沙治理生态工程、退耕还林还牧、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三废"资源利用等措施中,环境保护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则显得更为重要.本文简要的分析了环境整治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严重环境退化问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我国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现象及成因分析

流域水问题和水危机反映了流域公共治理的危机,看上去完整统一的管理体制背后内在地存在着碎裂的现象.这种碎裂的现象包括价值整合方面的碎裂、资源和权力分配的碎裂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碎裂三个方面.流域规则和区域规则的不兼容引发了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涉水机构的内在复杂性以及相互之间的"领域"争斗加剧了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再加上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完全成为重塑系统的重要力量,这使得流域公共治理的统一性难度加大,这些是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现状的基本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