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语》《墨子》中所论“民”的比较

孔子、墨子都是先秦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均为鲁人,所处时代大致相同。孔、墨所创的儒学和墨学在当时并称“显学”,影响很大。自汉武帝之后,儒学被推上了“独尊”的地位,而墨学则日趋冷落。其实,两千余年扬儒抑墨,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需     

第四届墨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1999年8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大学、滕州市人民政府、山东省社联和山东省墨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在墨子故里──山东省滕州市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及港台地区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专著6部。与会代表就墨学研究百年回顾、墨辩逻辑、经济伦理观和墨学价值的当代意义等课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一、墨学研究的百年回顾墨学的“现代复活”，重新成为“显学”，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意义至为重大的事件。回顾一个世纪墨学“复活”的历史行程，挖掘其中所积淀的丰厚…     

胡适与墨学

墨学,在战国时代,是与儒学并称的“显学”。但是,到汉武帝时,墨学已成为“绝学”。以至《史记》仅以:“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23字记其生平事迹。 二千年来,对于墨子和墨学,除西晋鲁胜作过《墨辩注》,唐代韩愈从思想上调和儒墨     

柳宗元“好佛”略谈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但他又自称“自幼好佛”，并且“求其道积三十年”。对于这一“矛盾现象”，学术界众说纷法，莫衷一是。佛教在唐代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柳宗元能够正视这一现实，并从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求其道”，既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对待一种社会存在（包括思想的存在）所应持的态度，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丈生活的组成之一。一柳宗元“好佛”，大致经历了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前后达三十余年。好佛的…     

柳宗元好佛辨析

柳宗元的好佛问题,学术界争议较多。柳宗元嗜浮图言,不排佛道,结交僧禅,书撰僧碑;兴建佛寺,相信轮回果报。从其行为来看,好佛是没有疑义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却又如此好佛,这一现象在理论上该作何解释呢?有论者把好佛归为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局限性”的表现,明显有护短之嫌。也有论者根据好佛对柳宗元的学说简单否定,此种态度亦不可取。这两种观点都圃于对佛教的偏见而未对柳宗元的好佛作深入具体的分析。在他们看来,一个思想家无论其理论多么伟大,只要他对佛教的学说有所爱好,立刻就判为哲学立场问题上的失足,不再理会其具体内容是否有可供挖掘的价值,结果往往使丰富的哲学史趋于单一化、片面化。倘若我们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在柳宗元涉足佛教的思想中,仍然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成份,而且还将发现在柳宗元好佛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柳宗元“好佛”并不“佞佛”

近年来有的同志根据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的表白;根据他同佛教徒、僧侣密切来往,说佛论禅的情况;根据他的著作中涉及佛教、佛学、佛寺以及浮图、僧侣的碑、铭、墓志、序记等占他著作的较大比重等等情况,推定柳宗元“佞佛”,即迷信佛教,说他的哲学是佛教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评价所根据的情况虽属应注意的事实,但并没有表现柳宗元哲学的本质和主流。如果只停留在部分现象的数量和表面而不进行全面地深入地分析研究,难免会得出肤浅的、片面性的以至错误的结论,因而不能把握柳宗元哲学的本质特点。关键性问题是弄清他所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的真实含义。从他的思想主流和一生的社会活动来看,他的“好佛”是爱好研究佛教而不是佞佛,不是迷信佛教。事实     

墨学的现代价值

墨学的现代价值贾敏仁墨家学说是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儒、墨、道、法四大家之一，以其中丰富的科学精神、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高尚的政治理想，在当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与儒学一起并称为“显学”。秦汉之际墨学因种种原因而衰落，但是墨家所主张的“兼爱”、...     

全国柳宗元哲学思想讨论会在柳州召开

来自全国140多名学者参加的柳宗元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在柳州召开。会议围绕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实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关于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实质,多数同志认为柳宗元肯定“元气”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元气一元论”唯物主义。一些同志认为,柳宗元的自然观受佛教唯心本体论的制约,在世界观上以佛教真如唯心主义为归宿,其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有的同志则认为,柳宗元一方面主张“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又赞同佛教“中道”、“真常”的佛性本体论,     

侯外庐的墨学研究

作者认为,侯外庐的墨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作者指出,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从儒、墨比较入手梳理研究先秦墨学,对墨家思想学说作高度的概括,抽象出阶级论、天道观、知识论、逻辑学这样几个思想内涵,把墨学"十论"纳入其中系统来考察研究。     

韩愈的名实观与攘斥佛老

在名实问题上，韩愈名实兼重，不同于柳宗元之去名求实。韩愈虽排佛老，但不以佛老废人，对于僧人道士身上近于人情的质素仍持肯定态度。本着以实正名的原则，韩愈希望僧人道士能弃佛还俗，复归儒道。     

柳宗元抑周尊孔思想成因试探

唐朝之前周公和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柳宗元看来孔子的地位高于周公。其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唐代当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二是与武则天时期柳宗元家族所受到的迫害有关系;三是跟柳宗元学习陆质先生＂新春秋＂的经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第三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抑周尊孔实质是庶族地主阶层在中唐时期已经崛起并进一步要求获得发言权的诉求。     

刘向治学特点综论

刘向是西汉成帝以前几乎所有中国典籍的经眼人和整理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枢纽,探讨其治学特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质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治学特点有五:宽广开阔的治学领域;服务政治的治学宗旨;尊经崇儒的治学倾向;以史为据的治学方法;以类相从的治学思路。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墨子是先秦“新儒家”论——从墨子“非儒”看儒墨关系

如果根据确立学派的两个条件（一是思想者自称,一是基准概念和观念）,墨子并没有建立一个所谓的“墨学”,墨子和孔子一样并没有创立学派的意图。墨子和孔子的基本精神是相似的,并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因此,不存在在儒学一尊之际,墨学却消亡了这一说法。研究墨子哲学,首要的当然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区分孔子与儒学,确切地把握孔子与墨子的哲学精神,同时回到诸子发生的历史境域。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墨子哲学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哲学精神。墨子非儒,反对的是儒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坚持的是孔子的正道,因而,墨子所开创的“墨学”本质上是一种“新儒学”。     

中唐墨学复继与诗学观念的新变

中唐作为一个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面对盛唐之后的衰落,士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复兴的主张及措施,也开始在学理层面展开思索。以往学界多注重士人对儒、释、道的接受情况,并以此来考察诗学观念的嬗变。从儒墨相用、孟墨同气两个方面考察中唐士人对墨家思想及精神的接受,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中唐士人文化心态、角色心态的特...     

秦汉以后的墨家思想及其影响

秦汉以后 ,墨家思想趋于与儒道诸家的融合 ,墨家思想的影响也就通过封建正统思想表现出来。墨家思想的优秀之处及墨子本人的伟大人格不时出现在封建史书典籍中 ,影响着士大夫的价值选择。此外 ,墨家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一些著名的儒家“异端”人物的思想及行为方式之中。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北宋初年的行卷风尚和古文复兴

北宋初期的文坛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华靡风气。这种文风也影响到以文词取仕的科举考试的评判要求,致使大量追求平易风格、提倡儒家之道的优秀作家被排除在仕途之外。流行于当时的行卷风气,反其道而行之,使一些力图改革文风的士子和显人联系起来,既为士子拓展了成功的道路,又为显人扩大了社会的影响。这种风气对振兴宋初衰败的文坛,提携文学的新人,复兴并弘扬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精神,起到了间接的积极推动作用。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