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江南李贺诗风的流衍

对于李贺诗风的推崇和仿效,是宋元之际江南诗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对宋元之际李贺诗风在江南地区的流衍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流衍的方式、特点以及流衍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宋元之际文学思潮的折光——刘壎古文理论探析

刘壎的文论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又由于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他主张为文要根据性理。针对受科举时文影响所导致的文章尘腐和刻板之风,刘壎主张为文要语意不陈。但是对于当时江西文坛上刻意求新而尚奇险之风,刘壎也提出了批评。他以"简古"为最高的审美境界,崇尚"风骨",以"自然"为旨归。他的文论既具有宋代文论的特点,又反映了宋元之际文论寻求新变的趋势,是宋元之际文学思潮的一种折光。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是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但是对于理学诗风真正起极大推动作用的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然而,在理学诗风盛行的时代,已起反拨的声音,其中尤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诋诃最多,理论建树也最大,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表元、舒岳祥等,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对于宋元之际诗坛都有更大的影响。到元代,以吴澄为代表,则朱熹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折中拨正的言论。     

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

宋元之际,以吴澄为代表的江西地区的文学批评有特殊的风尚。他们肯定宋诗的新变,反对盲目拟古,主张诗要表现真我。这种主变、主今、主我的见解,对当时笼罩整个诗文批评领域的复古思潮,是有力的针砭和批判。这一理论上新的探讨,对晚明性灵说的兴起自有其先导的作用。     

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被清人的接受

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是一个重要词人群,清人对这一词人群的接受可从统治者、词人诗人、词评家对这一词人群的接受等方面看.清统治者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诗词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持接受态度,甚至对曾经抗击过元蒙贵族统治者的词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持接受态度.清词人诗人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诗词的接受较注重其气节、风骨.清词评家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词作的评论,也注重其气节、风骨,同时有的注重词的艺术性.清词人、诗人、词评家注重这一词人群的气节、风骨,与他们自身的民族情结有关.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     

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

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王晓清（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正统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围绕正统的界说、区别以及内涵等问题，传统史家出现了长期争呜。宋元时期正统之辨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这既是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也是史学...     

戴表元散文成就与宋元之际斯文传承

宋季道学盛行而文艺低迷,辞章之弊甚矣,斯文式微。舒岳祥、王应麟等浙东文派传人以名重一时的文坛声望、平易流畅的优良文风和多种文体的创作实绩,代表了散文发展的主流,捍卫了宋文传统的清流。其中,戴表元功绩尤巨。戴氏作为"叶适—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一脉辞章之学的正宗嫡传,秉持该派"合文理于一"的文论主张以及文质彬彬的写作路向,承继唐宋古文特别是欧苏为代表的宋文优秀传统,祛除宋季辞章陋习,濯然自异,以清深雅洁的散文写作,实现了振起斯文的历史重任,为宋元之际的斯文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宋诗在宋元之际接受状况探析——以方回与《瀛奎律髓》为核心

诗歌选本是诗歌思潮的载体之一。《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是宋元诗学发展过程中在诗歌选本领域所收获的重要成果。它们在宋、元宏阔的诗学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互相促进,生成独特的宋元之际诗坛风貌。《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在宗宋、宗唐以至唐宋双宗的诗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唐、宋诗接受历程中价值独具。     

清初四川兴屯试探

清前期的“招流荒垦”、“湖广填四川”等问题,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而与此相关联的四川“兴屯”问题,却至今受到史学界的冷遇,即间有涉及,亦多为贬抑。究其原因,除史料残缺造致研究工作的困难外,还因对有关典籍记载清代四川屯田的误解。清初兴屯,推动了四川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正当一个移民垦荒高潮兴起之际,爆发了吴三桂武装叛乱,全川重罹兵火之灾,中断了已从崩溃边缘转向复兴之路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导致了清代前期四川社会经济的滞后状态。尽管如此,清初四川屯垦在全国屯垦中仍居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战略意义与对四川政治、经济等的深远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多年来,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比较典型。由于唐宋社会变革,国家、士绅与宗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或角色功用,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框架关系,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结。换言之,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重要转换及互动,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所谓"地方官府权力下移"的奥秘,即在于此。     

近现代四川回族经济文化述略

近现代四川回族经济文化述略张泽洪四川有回族１０８６３８人（１９９０年统计），清真寺１１６座。四川回族是在元明清时期，因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因素，从陕、甘、江南、云南等地区迁徙入川的，他们虽散居四川各地，但仍保持着回族的风俗习惯和伊斯兰信仰。四川回族...     

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宋元鼎革之际的知识分子

乱点传筹杀六更,风吹庭燎灭还明。 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妄签名谢道清。 这是宋末诗人汪水云讽刺谢太后在1276年(德祐二年)啣壁出降的一首七绝。这首诗活画出了谢太后忧心忡忡、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又过了三年,即1297年(祥兴二年)2月,陆秀夫在广东厓山抱九岁的皇帝赵昺蹈海自杀,宋朝宣告覆亡。从此,风云变色,江山易主,开始了元朝近九十年的统治。在这朝代递嬗、社稷鼎革之际,慷慨死节者有之,隐居林泉者有之,覥颜迎降者有之,这其间知识分子的表现如何,这就是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     

留日学生与清末四川教育变革

甲午战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唤醒下,以"求学"为良药,广大学子纷纷负笈东瀛,近代中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留学日本热潮.偏处腹地的四川,留日也蔚为风气,出现了留日学生这一群体.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对清末四川的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在教育方面,留日学生对四川的教育变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推进了四川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清代四川史》出版

《清代四川史》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纲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写成的一部全面系统的清代四川历史的大型学术专著,已于1991年8月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章、223节、887目。该书具有五大特色:①内容相当丰富。著者对有关清代四川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民俗风情等发展变化的历     

明清之际时事小说的基本特征及繁盛原因

明清之际时事小说的基本特征及繁盛原因刘书成自明万历以降，后金勃兴，宦官擅权，市民斗争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使得环宇震动，四海沸腾，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败象环生，变故叠起。１６４４年３月，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煤山自缢，旋即清兵入关，江山易代。...     

《宋元学案》百年研究回顾与展望

《宋元学案》是黄宗羲继《明儒学案》之后学案体例运用的又一次成功尝试,是对700年来儒学发展的厘定与总结。《宋元学案》成书百余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具体分为《宋元学案》始撰之年讨论、《宋元学案》的总体评价、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对《宋元学案》的贡献、《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宋元学案》的门户之见、黄宗羲等学术史观、《宋元学案》对理学内部纷争的处理、《宋元学案》释误举例等。     

宋元时期理学的论争与《宋元学案》的理学观点

<正> 宋元时期是理学产生、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理学内部派别分野的重要时期。理学史上程朱派与陆王派的对立和论争、理学与功利之学的对立和论争,均肇始于这一时期。它们构成理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线索。由黄宗羲、全祖望编纂的《宋元学案》,比较全面地综论了这一时期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宋元学案》编纂者的理学观点。根据《宋元学案》的综论,宋元时期理学的重大论争,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宋元明礼学研究

宋元明时期,历史发展出现转向,学术也出现了深刻变化。礼学走出了"疏不破注"的阶段,礼图学兴起并蔚为大观;从宋"荆公新学"到明《五经大全》的经院礼学完全是统治者施行时政、统一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注疏的三《礼》更多是为了表达自我观点,寄托改造社会的理想。改革开放40年来,宋元明礼学开始受到学者瞩目,学术空白开始被逐渐填补。但是,原先只重视宋元明心性之学的研究,忽视经学研究的传统并未改变;宋元明礼学的文献学工作远未告一段落,明代礼学研究尤然。宋元明礼学渗透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研究更是阙如。将来这些领域存在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