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1938—1942:左翼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

延安文艺的建构实质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而1938-1942年基本是在左翼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建构.在中共开放正确的文艺政策感召下,大量左翼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并成为延安文艺的建构主体.他们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秉承着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建构自己的话语平台,开展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进行纯文艺理论论争,倡导引领批判揭露的文学新潮,按照自己的观念主导着延安文艺的建构,促使延安文艺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繁荣局面.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政党政治的需要,知识分子意识逐步被政党意识所取代,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便让位于中共意识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的新阶段.     

改造与重塑——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戏子”群像及其功能性特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人面向工农兵作最民间的写作,要让不识字的战士、工人、农民也能通过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等方式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接受者。主流文艺政策对"戏子"的改造与形象的重塑影响深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纲领性的文艺政策统帅了解放区乃至当代文学,也渗透到表现"戏子"生存状态的作品中。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为作家们开拓出另一种表现空间,文学作品中的"戏子"形象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方式重新塑造。     

政党意识与延安文艺的建构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既规训了延安文艺的路向,也生产了具有政党意识的“知识”,即新的延安文艺.延安文艺运动使知识分子意识逐步被政党意识所取代,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开始让位于政党意识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而以整风运动为肇始的、新的文艺生产机制的生成过程,也印证了权力与知识生产之间的连带关系.运用福柯的“规训”理论梳理政党意识与延安文艺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使人们对延安文艺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为理性的理解.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体制之内 文学之外——1949至1953年间的丁玲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但她还有一个身份容易受到忽视,那便是建国之后曾身居高位,参与了文艺体制的构建。丁玲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用激情写作也同样投身革命,文学和政治的两套意识形态的分裂性和复杂性令她深受其苦,但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已经"进入毛文体"的丁玲开始告别她的独立的文学生命。特别是在1949至1953年间,丁玲作为一名文艺官员获得体制内的身份认同,她牺牲艺术自我用以构建起来的体制的高墙令文艺界人人自危,而她本人也最终未能幸免。     

试论土改文学创作潮流的生成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促成了土改文学创作潮流的直接因素,而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阶级框架与叙事模式。同时,中共主流作家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自觉调整文艺观念,主动配合土改运动的开展,以土改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不仅表现了作家对政治的皈依,而且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延安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和政策上指明了延安作家实行文学转折的意义与措施,而作家如何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点,完成向革命者即工农兵化的转变是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作家的工农兵化过程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转变的实际进程。丁玲与艾青是延安文学转折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讲话》之变:传播学范畴中的文学转型

传播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文学作品社会属性和"审美现实"的关键环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眼于文艺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围绕文艺为什么传播、对谁传播以及如何传播等问题展开论述.政权的保障使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征询"成为强制性力量,作家必须自觉接受<讲话>的指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表达"政治议程"设定的主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宣传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解放区和十七年文学创作实践了<讲话>精神,"为政治服务"的传播目的、广大读者低下的文化水平和特殊的社会心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殊传播环境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通俗化、大众化以及创作模式雷同化的特点,具有工业社会"文化快餐"的典型症候.     

服从与偏离──孙犁解放区时期小说婚恋主题探析

四十年代，中国解放区文学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文学服从于政治这一对此时期乃至建国后文学有深远影响的观念逐渐确立。在解放区作家中，孙犁所取的是服从当时解放区主流话语的政治立场，但另一方面，在文本的实际操作上，他对主流话语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偏离。这种特点在他此一时期婚恋主题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本文即试图由此人手，对孙犁创作的一个侧面加以阐释和剖析。在社会学理论中，婚姻恋爱是一种社会行为，“所以婚姻的成立也受社会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支配，婚姻形态无不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     

“讲话”散播与“非解放区”方言诗潮的勃兴

1940年代中后期,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除了在广大解放区广泛传播与得到接受之外,在重庆、上海、港粤等"非解放区"也得到迅速的传播与认同。来自延安的文艺政策,通过流动的左翼文艺界人士在"非解放区"进行宣讲、传播,渗透进入当地文坛而落地生根,引发了方言文艺运动,其中本身具有母语方言化优势的港粤方言文艺堪称典范。不同"非解放区"方言入诗的诗潮与"讲话"的散播具有密切的关联,是"讲话"精神从西北高原东进、南下之后进行理论旅行的结果。方言入诗是"非解放区"广大城镇诗坛新的名片与生长点,最后因解放战争胜利前后外省诗人的离散与文艺重心的重新转向而走向了衰落。     

延安美术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形成

延安时期文艺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知识分子进行管理、对文艺思想进行建构的背景下形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确定了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文艺批评中的独尊地位。对于延安美术界，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形成经历了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马蒂斯之争”、对暴露黑暗思潮的批判、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整风后的美术意识形态批评五个重要过程。延安美术的意识形态批评依然可视为文艺批评，却蕴涵了政治批判。     

"阶级"视域中的人性言说--孙犁解放区时期的人性观

本文探究了孙犁解放区时期的人性观,认为孙犁在文学世界中塑造的各类人物实质上都在诠释“无产阶级人性”的内涵:民族美德是其人性内涵的核心,道德崇尚是其人性建构的价值取向。孙犁的这种人性建构方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显示了其应有的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见的。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指引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纲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有解放区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百余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是把马克思     

孙犁女性书写中的男性中心意识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为男性唤醒女性的运动,担任启蒙者的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潜意识中封建男权传统的残留,并在他们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植入新的男权意识。解放区作家孙犁的抗战小说,以诗性之笔勾画了一群生活在冀中平原战争年代的美好女性形象,而在“美好”想象的背后隐含了叙事者男性中心的叙事立场。     

“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

如何叙写革命、如何呈现解放区的现实人生,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有着值得总结的丰富性。赵树理和孙犁分别表征着解放区文学的两种最具个性价值的文学实践。由于在创作对象和价值立场上一直有自觉的选择,赵树理的小说往往既能印证解放区文学的目标期待与宗旨,同时,其特殊的问题小说意识及其形成的"问题叙事"还能表现出某些尖锐的思考。孙犁则以不凡的创作实绩构筑起一个革命"史诗"之外的抒情叙事体式,显示了乡土叙事形神兼备的新进境,也确保了解放区文学理应具有的丰富性。     

多重话语纠结下的叙事分裂——从丁玲《在医院中》看延安文艺运动

丁玲的《在医院中》体现出受五四传统影响的作家在延安文艺运动中的错位感和失语状态,表现了从城市进入延安的作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多重话语纠结下的叙事分裂,透过《在医院中》的话语矛盾可以看到延安文艺运动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通过解读《在医院中》的多重话语纠结,在方法论上进一步对延安文学进行具体、细致的个案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