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超市筹资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慈善超市是在“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是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慈善超市的筹资机制具体包括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对体制外资源的动员和特卖经营。政府选择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依赖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外部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有促进和约束作用，政府应在加强行政支持的基础上改善法律环境。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慈善组织作为救助领域的重要主体,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是必然趋势。对此,发达国家已经从救助理念、救助主体、救助资源、救助机制、救助内容等各个救助环节和方面实现了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而我国当前还存在救助主体有待整合、救助资源尚未实现互补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的建立。对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衔接的四条原则与建议。     

组织性质、政社关系与发展空间——基于对B省近150家社科类社会组织的考察

文章以B省近150家社科类社会组织为样本,从组织性质、政社关系、组织能力三个维度出发,参照相隔5年的两次调查,对B省的社科类社会组织进行了动态性的考察和分析,认为B省社科类社会组织的性质从单一由政府创立向政府、企业、民间、个人多方共建模式发展;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从附属为主到依赖与合作并存;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社科类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在逐渐减少,其自主性和从民间汲取支持的能力在逐步增强。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农村孤残老人的社会支持研究——以湖北省汉川市W乡的实地调查为例

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孤残老人的社会支持在物质支持、情感慰藉与日常生活照料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孤残老人的物质支持主要来源于政府提供的五保户补助,资助渠道较为单一,资助效果并不理想;多数孤残老人心情不好时没有倾诉对象;养老院中的孤残老人没能得到及时的照料,生病时得到的照顾却更少.要从来源、形式、内容、效果等方面改善农村孤残老人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明确政府的救助责任,拓展社会救助渠道;创造社会物质条件,由传统养老方式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方式;建立高水平的养老机构和高素质的服务队伍;从建立与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行政治理困境剖析

对慈善事业的行政治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慈善组织的准入,反映政府对于民间慈善力量的态度;二是对慈善组织的监督,这是促进慈善组织自律、减少违规行为的重要制度保障。但就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行政治理来看,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导致一方面大量民间慈善资源处于无序状态,缺乏监管。另一方面现有慈善组织频发违规事件而失去公信力。如何挖掘民间慈善资源,引导和规范慈善事业有序发展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行政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思想库发展的外部环境辨析与对策

我国思想库的发展受宏观政策、资金渠道和经营环境的影响,宏观政策提出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要求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政府资助是我国思想库的主要资金来源,但经费支持力度并不强;慈善捐赠还没有将公共政策研究列为主要捐赠对象;而开展咨询服务是当下民间思想库解决资金渠道的主要方式.体制内思想库受行政主管部门的制约,存在独立性缺失的问题;民间思想库则难以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税收优惠制度方面对慈善捐赠的支持力度有限,而且并没有将公共政策研究列为公益性事业的范畴.针对我国思想库面临的外部环境状况,应该进行思想库体系建设的项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强化政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支持,完善慈善捐赠制度.     

慈善:政府与民间的责任边界

政府与民间在慈善中的责任边界是不同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实践模式:美国是“民间主导型”的,英国是“合作伙伴型”的,而加拿大则是“志愿者参与型”的.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形态决定了我国慈善事业必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慈善组织必然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从慈善的本质来看,政府应该扮演好慈善政策的制定者、慈善精神的培育者、慈善行为的保护者、慈善运行的监督者、慈善环境的营造者等角色;民间应该扮演好慈善组织的培育者、慈善资金的筹集者、慈善活动的动员者、慈善平台的搭建者等角色.从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来看,我国慈善事业必将由“政府主导型”走向“民间主导型”.     

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救助政策的改革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降低导致社会救助资金增量约束增大,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失业和陷入贫困的风险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增加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入、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绝对贫困减轻,但支出型贫困凸显,社会救助体系亟待转型升级;社会救助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较高,但存在投入结构不平衡以及救助人口增长效应递减等问题;各项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与低保捆绑,造成救助项目叠加和福利依赖等问题.要坚持救助前移的政策取向,增强社会救助的风险预防功能;积极探索社会救助服务,健全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加快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推动社会救助管理服务方式创新;完善救助对象认定和需求评估体系,增强救助精准性;理顺社会救助事权与财政支出关系,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建立以救助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网络慈善募捐中双重依赖格局初探——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

基于网络开展的慈善募捐日渐成为中国慈善组织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随着网络募捐制度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同募捐主体之间构建出怎样的募捐机制格局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通过聚焦腾讯"99公益日"活动期间A市4家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网络募捐实践,基于格局成因、格局表征、格局困境和格局突破四元分析框架,可发现受制度环境约束和慈善资源稀缺影响,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呈现出双重依赖格局,即公募组织对网络平台的依赖和非公募组织对公募组织的依赖。双重依赖格局导致组织边界相互渗透、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战略联盟缺失等问题,迫使募捐主体主动采取扩展合作网络、创造替代资源以及寻求组织独立等策略实现更为完善的资源环境建构。     

城市困境儿童救助的效果评价与政策选择——基于N市的经验研究

当前城市儿童救助实务领域主要存在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生计窘迫、司法保障乏力、社会福利资源不足、社会支持和专业能力建设不强、监护人能力欠缺等问题。对此,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社会保障兜底经济困境、司法系统提供规则框架、社会力量多元参与、重视多系统多专业分工合作的儿童保护体系。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儿童保护领域的有益经验,在后续的城市困境儿童救助工作中完善司法和社会救助制度,鼓励困境儿童救助向职业化发展,吸引专业人才进入并搭建合作平台,变当下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为岗位和项目分类购买模式,从而促进儿童救助事业的良性发展。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

新时代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治理吸纳慈善的核心是国家汲取能力，国家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中，公益慈善组织正从以往分类控制体系下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的角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汲取能力也通过治理吸纳慈善得以体现和深化。汲取资源的范畴突破了传统资源观的局限，逐渐向意识形态、行政管控及战略资源领域延伸。在治理吸纳慈善下，国家与社会达成了深层次的合作与嵌入关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监管及战略资源的运用有效地汲取了社会资源，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促使那些相对独立的草根组织发生了新的转向：回归社区、回归志愿者的自组织、回归传统慈善以及让商业和企业家担负起自己的公益使命成为民间公益转向的重要形式。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     

一种有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昆明"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评析

对城市孤残、失依儿童的社会救助,传统上采用政府包办、院内供养的模式。随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深入,这一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昆明市儿童救助机构提出并加以实施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将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寄养模式加以本土化改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是对传统的集中供养模式的重要创新。它为探索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弱势人群急剧上升与政府福利供应不足的矛盾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可行性途经。     

发展型救助与社会工作介入

发展型救助就是在救助理念上将发展注入贫困救助的价值之中,在干预方式上运用多种手段满足贫困者多方面需要,特别是增加有潜能的贫困人口经济参与的机会和能力.社会工作独特的价值、理念和方法在发展型救助中具有突出的专业优势.目前,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的可能性途径有两种:其一,直接进入政府主导的救助体系参与贫困救助工作,即体制内介入；其二,加入民间慈善组织参与贫困救助工作,即体制外介入.     

社会服务组织获取发展资源的类型分析及转化策略研究

当前社会服务组织获取发展资源主要依赖于政府供给,这不仅会形成服务的依赖性,而且还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公,模糊资金的使用方向,而社会资本理论能在形成服务关系、构建合作网络以及协调价值等方面为社会服务组织获取发展资源带来启示,弥补政府供给单一性的弊端。在政府供给和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下,社会服务组织获取发展资源共包括资源丰富型、资本引领型、资源匮乏型和政府引领型等四种类型。发展成资源丰富型社会服务组织是所有社会服务组织的共同目标,为此,资源匮乏型社会服务组织的转化需要关注于内外影响因素;资本引领型到资源丰富型的转化需要以发展成为自助组织或者社会企业为前提条件;政府引领型到资源丰富型的转化需要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进行。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慈善组织及其治理——基于云南省H州的个案研究

非制度性依附的固化和社会参与的不足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两大障碍:前者蕴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仅表现为政慈关系的外在样态,更内化为一种路径依赖;而后者则体现在政府一元支配的慈善运作模式中,使慈善组织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将社会作为独立主体引入到新慈善模式的构建中,实现慈善运作由一元支配向三方合作的转变应是我国慈善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合理路径。而在政府、慈善组织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

在我国,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特定领域,通常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专门为老弱病残提供的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诸如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而服务的方式主要以院舍供养为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基本被取消了,但政府独立支撑社会福利服务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由此而导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不足,二是政府投入不足,缺少对民间资金的激励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不是从社会福利责任中的退出。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