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村镇共治平台的塑造:四种治理模式的考察

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终结以及基础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速,村镇治理新机制开始生长出来,新机制要求新的治理平台产生.本文从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等几个村镇治理主体关系出发,考察村镇治理机制变革路径,并通过对四个村镇共治平台的实地调查与比较分析,认为村镇组织沿着制度滑行、制度模仿、制度拓展和制度创新等变迁路径塑造村镇共治新平台,不断回应村民的需求,在乡镇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力、村委会落实自治权力和村民实现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之间寻找到协作平台和权益实现的平衡点,官民共治是村镇有效治理的现实路径,而民主深度发展则是村镇治理机制变革的基本保证.     

农村基层治理创新须理顺三大关系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块重要基石。在创新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必须理顺乡村关系、村支两委关系及村委与村民关系。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民自治的价值

村级集体财产的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和根本,治理好坏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成败。近30年来,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其对村级集体财产的治理并不成功,根源在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模糊。我国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体产权,更关键的还有国家对集体产权制度的具体建构与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确权""分权""赋权""活权",在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多财产权利,实现产权的多层明析和法制化,建立起可落地的集体产权有效治理的制度,从根本上厘清制约村民自治施行的"国家—村民自治体"和"自治组织—村民"两大关系,从而为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奠定切实的基础性条件。     

村民自治概念的三个视角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农民群众的自治。作为法治的村民自治,它具有秩序、自由及正义的价值内涵;作为政治制度的村民自治,它是国家宪政框架内的制度和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作为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它的实际运作过程是由村民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过程,从而构建起一个以自治权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村民自治：基层民主之路

村民自治是村民选举村委会依法民主管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农村社区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和治理体制相应调整的产物。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意义,而且显示着民主化路径实际选择的重要价值。     

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探讨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村民自治制度面临诸多挑战,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村民自治实践发展的需要,急需进行制度创新。本文在分析了村民自治的本质及其自利性、非强制性、直接性和发展性等特点的基础上,从村民自治的立法、决策规则、组织结构以及救济途径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利益解读

改革开放后 ,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治理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新制度。本文认为 ,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表达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在 80年代中国农村的创立 ;利益的实现和扩大是村民自治发展和创新的内源力 ,是村民的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国家强制性制度导入相结合的过程 ;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利益分配是重要的变量。总而言之 ,在影响村民自治产生、发展、创新和运作的因素中 ,利益是决定性因素。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村民自治进程中的非规范化问题与应对策略

作者认为,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形式,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之制度功能的准确到位。规范其运作,有赖于自治法律规范下的村民自治与党的政治领导、乡镇行政管理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彼此推进。作者针对目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急需关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偏差的对策措施。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村民自治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因村干部素质低、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以及"乡政"与"村治"互动中的困境等因素,出现了种种治理难题.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现阶段的村民自治正面临着农村社会异质化、村庄"分枝化"以及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等新情况的挑战.     

村民自治的功能主义二分法及统合

从功能主义视角审视我国的村民自治研究,发现在致思理路上存在着规范性功能分析与经验性功能分析的范式分野,这直接导致了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赞誉推崇与质疑否定迥然并存。村民自治的现实表明,二者既存在制度运行上的事实偏离,更存在内在逻辑上的辩证关联,并在发展中不断趋于统合。村民自治具有民主与治理双重价值取向,其统合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以制度结构的创新设计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村委会直选中的贿选现象: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实践已有30年的历史,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竞争性的加剧,选举中的贿选之风也越刮越烈,有人据此否定村民委员会直选的民主模式,所以对贿选现象需要做理性的分析。治理贿选既需要开发新的制度资源,更要用好已有的制度资源,以防止制度过密化倾向。     

农村基层治理：困境与出路——兼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生成和发育

就农村基层治理而论,村民自治在推行中遇到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制度化的问题.农村制度化改革的根本是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寻求一种制度的平衡.文章通过对于农村治理路径的分析,提出村民自治的制度化目标是建立一种保障农村自主性与自治性空间的存在与成长的政治体制.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