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性、命论

王充的人性论虽多有诠释 ,然其中隐含的矛盾却未见有所分疏 ,王充的命定论的内在结构亦未见有所详论 ,本文拟作分析。一把王充的人性论解作性分上中下三品 1虽然大体不差 ,但似未尽王充人性论的义奥 ,王充思想的复杂性乃至矛盾性亦呈现于其人性论中 ,因而需略作澄清。通过检讨历史上主要的人性理论 ,王充认同世硕、公孙尼子一派“人性有善有恶”2的观点。王充“因气言性”3 而非“以理言性”,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 ,以气作为人性构成的基质 ;“禀气有厚泊 (泊同薄 ) ,故性有善恶”4,气的质性差异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以气言性并非王充的独见…     

中国传统人性论与德教的阐证

中国传统人性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习论和性“自为”论等。持有这些人性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虽然观点各不相同，却都无一例外地高度关注德教，以自己的人性观为出发点，对德教进行了不同的阐证。     

《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关于《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淮南子》人性观新探

《淮南子》人性观包括自然的人性和社会的民性。民性善使哲学层面的人性理论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为理论向政策实践的转化作了铺垫。《淮南子》又提出“节欲”“反性”说，完善其关于人性的理论，为其治国理论服务。《淮南子》人性观在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简析

《性自命出》篇以“好恶”和“喜怒哀悲之气”为性 ,其实质是以情论性。人性本无善恶之别 ,人之具有善性是圣人教化的结果 ,其中乐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人性要表现出来 ,不仅需要外物的刺激 ,还需要心的主导作用 ,但心的作用要受到身的限制 ,君子应当做到身心如一。与主张性善论的孟子相比 ,《性自命出》篇是孔子思想更忠实、更全面的继承者     

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

几百年来,“人性论”、“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鼓吹自已代表“全民”的遮羞布,理应受到必要的批判。但是,在“人性”和“人道”的问题上,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一家之言,更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讲人道,不谈人性。其实,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真正科学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罢了。从历史上看,关于探索人的本质是什么的人性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已众说纷纭。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孟子的学生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告子》上)。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性三品”,把人性分为三类,即不教而能善的“圣人之性”,虽教也难为善而只能为恶的“斗筲之性”,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从“以生言性”的传统看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发展

人性问题是贯穿告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告、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关系对于把握告子和荀子的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告、荀的人性论均建立在中国古代"以生言性"的论性传统上。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可从几个方面来说:在"人性"的内容上,由本能欲望到官能能力;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由无善恶到可善可恶;在道德实践方面,由人性能变到人性能善;在道德标准上,由义决定到礼决定。告、荀二人人性论的实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让人避恶为善,进而成人成圣。     

对文学审美品格的逆向反映——评《金瓶梅》对人性弱点无节制的展示

人性是个复杂的问题,文学艺术在表现人性上是从古至今争论不休的议题之一。对人性的看法,在我国古代哲人那里始终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王充的性有善有恶论、韩愈的人性上、中、下三等新的“性三品”说、北宋的二程“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人性论、明代罗钦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的人性论、王廷相以形气为基础的人性论、李贽功利主义的人性论等十多种观点。从总体内涵上说,人性应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对人的本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功利角度上观照,人性又有优点与弱点之分,这与     

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主要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中。在孔子那里,人性虽然没有被独立加以讨论,但是他似乎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他们之所以这样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是因为这种主张构成他们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道德本质观批判——以中西伦理思想史为视域

道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外思想家对道德本质进行过深入探讨。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董仲舒和王充认为人性可分为三等，李翱认为人的本性善而情感恶；爱尔维修和费尔巴哈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利己主义道德观。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欠缺使得他们的道德观局限于抽象人性论的窠臼中。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是具体的、现实的，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类的利益诉求决定了人道精神是未来道德发展的基本取向。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及其在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反映

西方政治思想对于人性的善恶两面均有深刻的认识。而其设计制度的人性基础却常常是指向＂人性恶＂的,即＂制度设计的性恶论＂。性恶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是有其必要性的。《联邦党人文集》集中体现了对人性善恶两面性的承认,利用＂制度设计的性恶论＂进行制度选择,并以尊重、关怀和彰显人性为终极目标。而这种精巧制度的设立,是自发形成的,建立在对欧洲尤其是英国传统和政治思想的确认、美国自身实际的认识和协商妥协的基础之上。     

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一个世界”的共通性

在王弼贵无论中 ,无是本体之义 ,贵无具体表现为以无为本的命题形式。贵无是为了全有 ,与体用一源的思路相应 ,王弼将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 ,引导人们在现时功用中把握无限本体。阳明心学的立论核心为致良知。良知是本体的先天之知 ,致良知是后天的功夫过程 ,王阳明认为本体和功夫是合一的 ,本体只有在功夫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一个世界”的根本特征。     

臧克家与作家王希坚、王愿坚

臧克家和作家王希坚、王愿坚二兄弟都是山东诸城人,臧、王两家有多重亲戚关系,交往甚密。王希坚的妹妹嫁给了臧克家的侄辈,臧克家的发妻王深汀则是王氏二兄弟的平辈姐姐。王希坚的父亲王翔千是臧克家早年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反右斗争中,王希坚被错划为右派,但臧克家却认定“他是个好人”。王愿坚的《亲人》被批“人性论”的时候,臧克家仗义执言称“这篇小说写得很好”。王愿坚则以“文学后辈”的姿态来看待臧克家,认为臧克家“是一条奔腾的大河”。     

石涛的“修行绘画”

石涛晚年作为"文人职业画家",在绘画理论与现实抉择上都体证了绘画的自主性。处身于明末清初"异业同道"所呈现的多元认同中,绘画不再只是文人抒情遣怀的余兴节目,而是与道德、事业并列,因其不同文化型态,展现"道"的全体。石涛自觉"书画非小道"、"笔墨资真性",视绘画"创作"为"超凡成圣"的修行,乃是即画业以成学,进而即画业以成圣。呼应于王龙溪"即业以成学"的思想,石涛的"修行绘画"是鲜明而深刻的实践个案。     

中国古代人性论之流变

人性善恶是哲学思想史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十分重视。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不同时代的贤哲有不同的观点和论述。孟子以人有四端言人性善,荀子因人好利恶害、贫愿富、贱愿贵而云人性恶,汉唐思想家据善恶之异,将人性分为三品,宋理学家分先天与后天之人性,言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清儒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竭力张扬人性之善。不同时期的善恶之辩,争辩的目标指向各不相同,善恶内涵也因此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