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关理论评述

滞后的农地制度改革已经造成严重的伪城市化,粮食安全与失地农民问题,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直接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持续。然而,农地制度改革由于维持派、折中派、激进派在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中国耕地是否逼近红线,农地社会保障能力的判断上存在严重分歧而被拖延。要解决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观点分歧,仅有逻辑推理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全面的实证调查与研究才能获得真实的判断,为正确的农地制度改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农地流转“永股制”模式探析

农地流转"永股制"模式是指在一些农地特别稀缺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在国家允许的农地承包期限内农地流转实行永久性的股份化制度。其实质是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股份化、货币化,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分离,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实行农地流转"永股制"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我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我国传统农业区农地制度改革:一种“土地换保障”的方案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困境在于农户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冲突。农地作为生产要素功能的发挥,要求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与自由流转;而农地目前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要求农民在失去农地时获得作为补偿的某种生活保障。这就要求农民能够将农地置换为社会保障。考虑到仁慈政府假设和定价成本为零假设的非现实性,我们主张通过农户自主交易来实现"土地换保障":赋予农民自主交易农地权利,政府在交易中提取社会保障金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账户。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主导作用探析

农地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农地流转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这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农地流转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原则、适度规模原则、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及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与市场边界原则.政府要积极引导农地合理流转、依法规范农地有序流转、着力保障农地高效流转以实现其在农地流转中的主导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关注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 ,大量耕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由于行政占用的征地制度缺陷和征地补偿分配中监督缺席等问题 ,导致部分农民陷于失地、失业、难创业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 :改革现行征地制度 ,建立征地保障机制 ,因地制宜、多形式、多渠道的为失地农民提供长期稳定的生活基础 ,以实现让农民公平地分享城市化发展的社会成果。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

农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农地流转和集中及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农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形成的障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低市场性"。事实上,中国尚未建成农地流转市场。这意味着出租方农民和承租方农民在农地流转中都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才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然而,农地的严重"细碎化"以及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都制约着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破除农民在交易中的既有约束,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成为可能。而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需要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新时期广西农地“开荒”的社会问题思考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问题关乎着国家长治久安,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之农村人口的剧增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农地的"开荒"现象更为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因为这一时期开荒的盲目性、缺乏监管和相关法律不完善等原因,引起了诸如使用权纠纷、社会公平、环境破坏等许多社会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成因与特点对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农地制度改革方案的比较分析

关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改革,理论界主要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主张在保持现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不变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制;二是主张国家所有、农民永佃,把承包期延长到999年;三是主张实行农地私有。比较分析三种改革方案,农地私有不仅在增加农地产权稳定性、流动性以及提高农地生产力和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更好地发挥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农地私有和与之相关的各个市场———农村土地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农产品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认同危机的重塑与调适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经历着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角色转换,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农民的认同危机。如何科学、合理、有效地应对这些危机,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所应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能否为城市化创设一个稳定的环境。     

试论农地向非农用地转化产生粮食危机的可能性

赋予农民农地和非农用地转换的权利,并不必然地出现农地向非农用地的单向流转,更不会必然造成粮食危机。一个国家只要具有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粮食进口不会出现粮食危机。粮食危机的原因一是发展战略和政策失误等人为因素;二是技术落后,抵御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弱。农民具有农地和非农用地转换的权利是提高粮食单产和防止粮食危机的前提条件。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地被征用,出现了大批的失地农民,因而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保障农民土地经营权不受侵害,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上界定农民土地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根本性地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     

粮食安全的三农因素分析及其对策

粮食安全的核心是供给,供给的核心是生产,生产离不开农业、农村和农民.所以"三农"因素是粮食安全的根源性因素.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三农因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已逼近粮食安全"红线";农业用水资源匮乏,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不利于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小农经济观念,制约粮食生产现代化等.降低粮食安全三农因素影响的对策:摒弃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粮食生产消费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粮食生产的根本;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支持农地使用权流转等.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农地产权正义实现的路径探讨

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的扩张,农地产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农地产权正义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构建和谐农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实现农地产权正义的基础条件是明晰农地产权主体,解决地权主体虚置、结构失衡和边界模糊问题;实体要件是充分赋权以弥补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与不足;形式要件是完善农地产权证书形式与运行程序形式,解决已有产权形式存在的缺陷;目标要件是摆脱行政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代之以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取向;行为关系要件是约束产权相关主体行为,防止农地侵权行为发生,以及被侵权后有可救济的实施途径。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特性与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

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而且为城市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蚀提供了制度安排。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明晰农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构建农村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机制,解决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与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分享农地增值的收益。     

失地农民的"半市民化"——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失地农民情况调查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论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的失地农民为调研对象,尝试用"半市民化"来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半市民化"是由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作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城市新居民,失地农民在角色转变过程中以不同途径实现了"半市民化",但在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尚未与社会整合、变迁并完全"嵌入"。     

贫困地区农地保障功能的重构与拓展--以政府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构建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农地提供的保障功能应该是多层次的,但是目前贫困地区农地的利用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农地保障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在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农地的基础上政府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制度的完善,构建适合当地经济水平的农地利用制度,实现农地保障功能的最大化和合理化.     

制度钟摆及其演变机制——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土地开发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是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焦点。该制度经历从对农民赋权到限权再到赋权的轨迹。渐进性改革中存量与增量机制的互构形塑了上述钟摆现象。存量机制是土地公有制及城乡二元产权结构。增量机制是国家对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赋权。国家借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制度的效率问题,引发国有地权和集体地权相关方的博弈,进而促使国家调整存量制度中国家与农民的收益分配模式。当前,农地新政很难绕开限权制度的制约而完全实现赋权于民的目标。这源自社会产权未完全发育、国家权力高度嵌入土地市场的路径依赖。由此,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国有和民有方案是否兼容,而在于权力嵌入下社会产权的重构难题如何被克服。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若干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合理配置农地资源,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条件.但长期以来,由于农地产权制度固有的缺陷、农业比较收益较低和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卷化"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同时,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或诱导流转、土地流转规范化程度低,以及流转土地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等不客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才能保证土地流转的稳步推进.     

农地流转中的社会管理体制障碍与创新

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中农民权利受损已成为诱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然而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法律困境、土地产权困境致使社会管理出现了公共财政困境、社会组织匮乏、社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增加了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因此,需要通过健全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治理机制、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构建农地流转的风险处理机制、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等措施保障农民权益,维护农村及全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