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决策的影响

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出口、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模式。为了考察企业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按非出口、仅出口、仅投资和既出口又投资将全部企业划分为四种国际市场参与模式,使用多值Logit模型及相对风险概率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选择对外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可能出口,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可能对外投资;不同地区企业的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最后本文进一步从对外投资经营形式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引致出口效应”进行了解释。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空间关联性研究

在微观上探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空间特征是理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及其空间关联变量指标进行微观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不仅存在直接正向空间关联性，而且存在通过抵消企业低管理效率不利影响的间接正向空间关联性；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空间关联性仅存在于邻省之间，并不存在于非邻省之间；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邻省空间关联性存在异质性，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企业并不存在这种关联性。研究结果意味着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空间协调性，发挥空间关联的积极作用。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改进的经典Chenery“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产业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互为因果关系，再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其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即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现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仅仅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未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间品进口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来自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微观证据

我国对加工贸易进口豁免关税而不豁免非关税壁垒。在国际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促使中间品进出口往来大量增加,中间品进口遭遇的非关税壁垒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增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化纤制造、机械、机电与通信设备制造等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并且不同产品间遭遇的TBT差异程度较大。通过交互匹配我国TBT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进口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间品进口遭遇的TBT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设置的TBT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扩大进口规模和来源地结构效应显著促进本土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并且对大型企业、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低污染以及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促进效应更大,此外该促进效应随着企业从事来料加工贸易份额减少而逐渐增强。本文补充了进口贸易政策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绩效的经验证据。     

中国矿产企业对外投资的宏观经济影响因子实证检验

文章在直接投资宏观理论的基础上,以我国的出口、银行利率、汇率、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解释变量,采用1990～2008年的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对外矿产资源企业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分析等研究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内在关系,得出影响我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主要为GDP、利率和汇率。其中GDP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内利率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正相关性;汇率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对促进一国生产及出口结构升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利得视角,考察了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企业从国外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有助于促进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更换核心指标测度方法等多种检验后,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影响机理上看,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主要通过“产品创新”的直接途径和“生产率提升”的间接途径来推动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此外,受进口来源国类别、企业所有制形式以及行业技术特征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不同。本文从经验上证明了“以进口强出口”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对评估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扩大进口”政策的经济效益,以及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河北省生产要素赋存状况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生产要素的赋存状况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影响的理论基础是要素禀赋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生产并出口自己资源丰富的要素产品,并进口自己资源缺乏的要素产品.因此,资本丰富的国家应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说决定生产应体现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也就决定就业人口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间的分布,从而影响了就业结构.现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信息、管理等.     

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遗传匹配的微观证据

土地价格高企已成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间接区位因素。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国家信息中心地块交易数据,运用遗传匹配算法,实证检验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价格上涨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加。一方面,地价上涨影响企业跨期购地决策,使企业在当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替代策略;另一方面,土地具有生产要素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地价上涨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抵押额度,进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城市和地块层面的异质性均会影响地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在排除内生性、避税行为影响以及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异地购地和租赁土地不能完全消除高地价带来的成本和竞争压力,企业仍然具有国际化经营的动机。本文结论为企业合理配置要素,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异质性产品质量与出口加成率

相对于已有研究分析生产率、目的市场选择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对出口加成率影响的视角,本文采用2000-2007年企业层面数据测算了28个细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指数及按照会计方法处理的出口加成率,对中国制造业行业产品质量与出口价格加成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加成率总体并没有随产品质量而提升,但影响因产品质量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加成率,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处于阶段性“加成率陷阱”.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4年中国省级层面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释然法(LIML)及差分矩估计方法(GMM),对影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是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要素,这一结论与当前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关于生产率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合作不存在生产率悖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尚未产生滞后影响,前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带动作用;产业规模优势、政府的参与程度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农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产业集聚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积极作用。据此,从企业层面和政府视角提出了具体应对政策与建议。     

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保护深度与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亚太区域贸易协定文本的量化研究

本文运用自然语言文本处理分析方法量化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度,探讨FTA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FTA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加强显著提升了各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国家类型看,FTA知识产权保护深度能显著提升北–北、南–北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从产品类别看,FTA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对高知识产权密集型和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均有促进作用,但对高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显著,另外不同行业所受影响也存在差异。从驱动因素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是FTA知识产权保护深度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同时,我国签订FTA的生效及其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加强均能促进提升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因此,渐进有效推动FTA知识产权规则深化,合理审慎选择FTA伙伴方,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将有利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了城市数字金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并基于2011—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数字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新动能。城市数字金融不仅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而且间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互联网“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在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还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异质性，影响效应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次递减。上述结论为我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系等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越来越深入。文章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首次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变截距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不同。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剖析其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作用机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整体上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应为4.8%，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其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下游地区，而对于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分区域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对各区域均起到促进作用，但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各区域产生了差异化影响，从而导致战略的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     

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转移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中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中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我们的发现意味着,中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经营活动的跨国转移,是“创造”还是“转移”了本国就业？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5-2007年1016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数据匹配和倍差法(DID)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经过检验有如下发现: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二,与其他投资动机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三,对高收入国家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并没有明显替代本国就业;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创造”了国内就业.     

进口投入品与中国企业的就业变动

基于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统计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基本情况,并实证分析了进口投入品对中国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贸易企业、纯出口企业和纯进口企业相比,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规模最大、就业增长最快、就业创造最多、就业破坏最少,就业增长稳定性也最好;进口强度、进口产品数、来自低收入国家进口、资本品进口、异质产品进口对企业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对企业就业增长效果更为显著;进口投入品仅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就业增长影响显著,而对纯进口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今后,我国扩大进口贸易的相关政策应该进一步的战略性细化,针对不同类型商品进口、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制定有差异的政策,并高度重视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在就业方面的贡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生存——考虑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出口传导效应为切入点，采用我国222个城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通过Cloglog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扩展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专业化分工外溢、综合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面临的出口风险，提高出口生存的概率，但上述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拥挤效应”阻碍了企业的出口生存和可持续性，内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风险，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提升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成功概率的作用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特征使得多样化集聚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生存的主要机制，专业化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小。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生存的作用机制，对政府管理者更加精准与科学地制定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企业出口贸易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口成为企业发展的主题,研究企业出口贸易对于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tolper-Samuelson定理(简称S-S定理)以及Melitz的异质企业模型,分析企业出口对员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出口对企业所支付人均工资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会带来劳动密集型企业产量增加,这会使中国企业的单位劳动所占资本提高,带来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进而会带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出口与人均工资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出口对企业工资具有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