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繁本<水浒传>.本文通过细致的校勘和分析,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虽然有的内容出于繁本<水浒传>,如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但有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显然只可能来自<水浒>简本,由此推测<金瓶梅词话>作者在写作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繁本<水浒传>,其不足的部分则据简本<水浒>改写.文章并结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有关记载,推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当为万历初年至万历十七年.     

从"西门"到"贾府"——从古代拆字术、"西方"观念说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

古代拆字术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大,而且进入小说艺术,成为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辅助手段.<金瓶梅>曾写西门庆被改称"贾庆",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之外,应是作者以"贾"谐音"假",寄寓西门庆即"贾(假)庆",为人生虚假之福的象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其称名"贾"府,固然有与"甄"府相对,以谐成"假"、"真"对立之意,但其最初的动机,应是从<金瓶梅>改西门庆为"贾庆"的启发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红楼梦>之家为"贾府",实有谐音指其为"假福"的用心,不可不察.     

"潘金莲母题"发展及其当代命运

潘金莲的"美"与道德失范两种对立的情感因素被熔铸在"潘金莲母题"的具体意象上,象征性地显现了人的伦理意识和自然情感冲突.这种冲突人类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会遇到,都在想办法解决,又永远处在妥协的状态中,母题原型便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化着.<水浒传>、<金瓶梅>、<义侠记>、<潘金莲>等作品提供了母题演化的具体文本,潘金莲、王婆、武松等人物形象承载了母题的特别文化意蕴.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

本文针对时下海内外学者有关<金瓶梅>词话本的版刻及其与崇祯本的关系等一些看法,论证了现存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它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即是"父子关系",并对各崇祯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作了一些辨析.     

论李师师艺术形象的演变及其成因

李师师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她在小说<李师师外传>中爱国而有忧患意识,在<水浒传>中聪慧而又充满市民气息.在<续金瓶梅>中表现出对金钱的贪婪.其艺术形象的不同,一方面反映出作品产生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内容的差别.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变化及小说创作发展中的一些特点.     

论张竹坡小说评点艺术的来源及对后世之影响

自南宋刘辰翁开小说批评之风后,明清之际出现了小说评点的第一次高潮,其中张竹坡之批点<金瓶梅>为杰出的代表.张竹坡对<金瓶梅>批点中借鉴当时流行的八股文法,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理论,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越南古代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其古代散文体小说基本上是"汉文小说",其发生、发展深受中国小说之影响.16世纪前期模仿和借鉴中国<剪灯新话>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漫录>的出现标志着越南古代短篇小说的起步,17世纪以后出现的<皇越春秋>等长篇小说则深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金瓶梅词话》中的“抬”与晋陕蒙区域“抬”的延用

<金瓶梅词话>中的"抬",除去<汉语大词典>的两种释义外,还有六种意义失收,即"娶"、"打扫、清除"、"抬举"、"相认、拥有"、"买"、"拿".这六种意义仍保留在晋、陕、蒙交界区域方言中.     

以城市书写为视角的明代奇书解读

就文本形态而言,明代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有贯穿始终的城市书写,但在内容与笔法上,则有浓淡深浅之别。当中国古代城市职能经历"城—都—市",即由军事中心到政治中心再到经济中心的演进时,明代"三大奇书"恰与这种城市职能的演替对应和暗合,如果说《三国演义》突出"城",那么《水浒传》关注"都",而《金瓶梅》则是典型的"市"小说。由此,三大奇书建构了古代文学值得注意的三种人城关系模式:城与城的对抗、人与城的对抗以及城对人的操控。因为涵括了古往今来人城关系最尖锐、最典型的三种情形:以城池为目标的政治争夺、市民对都市强权的反叛、个体在城市中被"物化",所以,描写人与城市的冲突及其后果应是明代奇书的主题内涵之一。     

“天时”观念与明清小说的叙事机制

中国古老的"天时"观念不断地渗透到古代小说文本中,从而形成独特的叙事机制.<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不断地通过"天时"观念来演绎社会人生的兴亡律.与此同时,因"天时"变化而形成的天气异常意味着宇宙失序,与之发生感应的社会就会发生变故,这也给古代小说叙事带来了很大动力.另外,由"天时"观念引发而来的"时运"、"时机"之说也对古代小说叙事甚有影响,有的作品借此传达某种人生警悟,有的作品借此形成"天人之道"循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