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民选举的历史性突破与发展前景(英文)

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件,它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村委会选举为基本标志的村民自治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由此而产生的农村社会矛盾需要村民参与农村政治决策过程。农村选举的发展,最为主要的是     

重锤敲“乱村” 力牵“牛鼻子”

文中“乱村”系指在龙游县历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出现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损毁票箱、聚众闹事、集体上访等现象，使选举工作很难正常开展的村。这些“乱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难度大，是龙游县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牛鼻子”，这些村的工作做好了，全县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也就能够做好。因此，重拳出击“乱村”，力牵“牛鼻子”，对于促进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开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乱村”的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类：选民同乡镇干部或村选举工作人员发生严重对峙。撕选票、砸票箱、抢话筒、扰乱选举会…     

第六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14个问题解读之二

流动票箱的使用和委托投票(续上期)鉴于前两届一些地方流动票箱使用过多、过滥,导致选民无法正确表达意愿以及作弊等问题,8号文件要求要严格控制村委会选举中流动票箱的使用,加强对流动票箱的监管,使用流动票箱的对象和人数应由村民选举委员会或     

村委会选举中选民的公共冷漠

主题报告 从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村委会选举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为我国农村选民提供了更多、更直接的公共参与机会,其中选举参与是最为重要的参与形式。因此,我国村委会选举中农村选民的选举参与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活动的现状、参与具体选举活动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心态和行为倾向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并形成了     

中产层在民主化时代的作用

要正确地讨论“民主化和中产层的作用”,首先要解决讨论的基础:弄清民主化和中产层的概念。关于民主化的概念,可以分3个层次来分析。一是政治民主化。国民应当有选择政府的权利,其核心课题就是实行总统的直接选举。当然这不是民主化的全部内容。分权、议会公开、地方自治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还包括言论、思想、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     

村落社会与选举制度

聚族而居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社会型态 ,我国的“村” ,基本上都是由一个或几个聚族而居的自然村落构成的。因此 ,在我国乡村社会的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一基本特点 ,选举制度亦不例外。本文通过对我国乡村选举制度的考察 ,试图说明乡村选举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不但要遵循民主化进程 ,而且要植根于我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土壤中。一首先 ,不妨具体地考察一下我国乡村选举制度的发展进程。从实际来看 ,我国乡村选举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最近十余年里 ,我国乡村选举制度在民主化取向上的发展…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关系——以云南省M镇为例

本文是在农业税取消之后的背景下,对云南省M镇的乡村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了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乡镇机构仍然能够通过对村委会选举的操控、对村委会的经济命脉掌握和对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间接影响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有效控制村级组织。     

地方法制的意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化、制度化问题初探

由于法律问题均产生于人们生活其中的地方与基层,因此,依法合理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制度化的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责任制,保证每天面对各种法律问题的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依法认真地履行职务,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内容.法治国家建设,既要重视法治、民主、人权这样一些基本价值的实现,也要关注地方与基层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所创立的各种制度与规则.正是这些制度与规则的发展、完善,才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一些进步.     

村委会选举法律基本原则研究

我国村委会选举法律虽然不够完善,但已经确立若干基本原则,并在村委会选举实践中显示出其特定功能。本文认为,村委会选举法律应包括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原则、秘密投票原则和差额竞选原则等基本原则。     

市场、政府与适宜的制度:对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的理论反思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一个具有较强自主性和较高国家能力的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缺失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效的产权形式、经济组织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往往内生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但是,在一个阶段适宜的制度在下一个阶段有可能成为不适宜的制度.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市场比较完备之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户主意志主导“海选”分析——以曲陂村为个案研究

村委会直接选举亦称“海选”，指在选举过程中，不预先设定候选人，由选民按照相关规则进行公决的政治制度。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村庄的宗族势力在影响着这一中国农村民主制度的成长。而本文却从实证主义出发，从目前学界忽视的一个理论视角——户主意志主导了“海选”，透过“海选”中的户主意志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发现户主意志是为了自身的家户利益而控制手中的选票，这种因个人专断而流失公共权利的行为对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带来了不得后果。而改变此现状的政治路径是推进农村民主现代化和民主社会化。     

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讨论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村级治理中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核心。正是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构成了特定的村庄基础。只有通过制度建设使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提供给村民和村干部的收益大于建设所需的成本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才有良性发展的希望 ,其效能也会因此增强。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村庄声誉：一个无法略去的集体符号——H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以一个集体主义的村庄能够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一路走红为案例，从“红”的学术意涵“声誉现象”入手，在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到持续维系的过程中，探讨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理念的内在机制。基本的叙述结论是：H村的声誉现象可以被叙述在“投资回报”的经济学解释框架里。这就是，囊括贫困与奋斗经历的投资，所产生的物质、精神、认同和外援社会资本的利益回报，一旦汇聚为村庄人强烈的族群荣誉感，便能使村庄从一个以往行政强制的、贫苦捏合的共同体，走向一个被先进声誉拥戴而自觉“先进”的整合共同体。     

“混合地权”的制度分析及其实践逻辑——基于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混合地权”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内在结构、关系和实施机制。借用制度分析方法指出,混合地权的制度系统包括财产权利、公共治理、社会关系和观念习俗等四个维度,它们是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通过对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规则对混合地权的实施都产生了影响,共同决定了农地产权实施的过程和效果,使得地权实施呈现出不确定性规则的内在逻辑,陷入多重均衡和交易成本高的困境,且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矛盾。个案研究还发现,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不断增强,家庭承包经营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应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化治理机制,构建起一种平衡多方利益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运行逻辑与实现机制--以山西田村调查为例

民间借贷行为在农村一直普遍存在,山西田村作为经济欠发达与社会低度分化地区的代表,其民间借贷行为除了发生在强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以第三方主体为中间人的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也占据一定地位。不同于市场经济下陌生人间的理性行为,弱关系的民间借贷行为遵循着互惠与道义的运行逻辑,而互惠与道义的实现依托于村庄公共信用体系。村民间互助即仪式性互助与日常生产生活互助奠定了村庄公共信用体系的社会基础。     

社区组织参与灾后农村社区发展的实践性探索——以重灾区Z村为例

灾后农村社区的发展受限于村民们参与度。社区组织能够迅速整合社区内部资源,壮大社区发展主体,提升社区资本存量,有效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进而推动社区的发展。然而,社区组织能否参与灾后农村社区发展,需要多层面制度空间的生成。     

公共物品的生产与社区整合机制

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曹锦清(2000:114、624-626)教授讨论 了改革以后农村地区一种颇为典型的现象:人民公社时期调集千万名 劳动力建成的水利系统,由于分田单干的小生产方式及农户的自私短 见,却是屡修屡毁。曹由此感慨再三: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     

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选民普遍冷漠的情况下,居委会换届选举依然实现了非常高的投票率？通过对上海市2006年社区选举的考察,我们发现高投票率与一人多票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家庭而非个人是最基本的投票单位,通常一个家庭只有一名成员亲自投票;另一方面,无限制的委托投票赋予了社区积极分子事实上的“复票权”。这种局面实际上是政府、党总支/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共谋的结果。与村民自治相比,城市社区选举之所以缺乏活力,关键在于村委会选举以分配性利益为基础,需要选出“当家人”;而居委会选举以维持性利益为基础,只要选出“守夜人”。居民的政治冷漠实际上是由社区的利益结构所决定的,而社区选举的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     

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对XW案例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的研究主旨与制度规则和社会资本建设的关系有关。与现有研究主要将社会资本视为自变量并论述其对社会发展之作用的视角不同，本文将社会资本视为因变量，追踪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通用社会资本如何生发，尤其是在不利的群体冲突条件下获得生长的原因。研究发现，通用的社会资本不必然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出现，它依托于特定的公共社会规则而生长和巩固。XW案例中出现的社会资本扩展——村民合作的广度由宗堂内转化为跨宗堂，明显是公共决策规则革新带来的结果。本文描述了这一通用社会资本的产生机制，以推进对合作行为的改进和社会资本的扩展，展开理论阐释。本文同时提示了有关政策改进的可能性：运用制度规则的突破进行自我改造，有助于打破群体冲突和控制权竞争的循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