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在学科史、话语权力、形象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步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民族国家的转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重构学术话语有利于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言说能力.中国形象建构源于民族国家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和较量中对自身形象的重视.文化研究则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积极地以学科发展的方式寻求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困境及其启示——以中国题材合拍电影为例

在国际文化生产分工中,合拍片处在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剧烈的冲突的前沿,其模糊的资本身份与文化身份使电影所再现的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遭到了质疑。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中美合拍电影文化认同上虚假的"同一性",展示了"中国"在电影中貌似在场实则缺席的文化主体形象,分析发现合拍电影与中国观众接受过程中存在着文化认同的裂隙,由此造成了中国观众接受的困难,因而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提供了借鉴意义。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民族认同"问题的困境是如何实现既不能通过民族的"同质化"来强化"国家认同",又不能因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为此,本文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入手,分析"民族认同"问题困境的原因,思考建构公民化国家(社会),探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的路径,即在承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依据我国的国情,通过诸如:深化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改进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整合民族意识、提升民族素质;不断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和教育等途径来达成.从而,实现发展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缩小民族之间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差距,培养民族团结的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强化"国家认同"感.     

论全球化时代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构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形象塑造是各民族国家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民族复兴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代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构既要尊重民族文化之根,也要重视在国民教育和大众文化中培育新的民族精神。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构既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国家应付全球化时代外来文化挑战的一项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工程。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略论国家安全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成了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政治拓展到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精神及社会方面,国家安全的获得不仅仅在于物质方面的"硬实力",更在于精神方面的"软实力",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采用多种手段并重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共识.中国软实力建构面临着威胁和挑战,主要表现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入境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网络文化传播竞争挤迫着民族文化滑向"边缘化";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性扩张对主体价值观的冲击;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兴风作浪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当前,国家软实力建构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民族意识,以文化自觉来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二是重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体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体价值观;三是倡导"和而不同"的国家安全模式.优化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重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和文化认同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已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断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也模糊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使得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认同变得多重,具体体现在文化上就更是呈现了一种文化认同的多极化和非单一化.实际上,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消解了认同的"单一性"和"本真性",为一种超民族主义的多元文化认同铺平了道路.中华文化的认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儒学或道学的认同,而是一种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并经过当代重新阐释了的新的多元认同,在这方面,经过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建构的新儒学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试论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

大众传媒对于建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可以传播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少数民族进入公共领域.大众传媒对于建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负向作用主要表现在：大众文化挤占了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渠道,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约束,就会被分裂分子作为策划分裂活动的武器,其传播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对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造成冲击.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培养人们看新闻的习惯,通过多种节目形态传播主流价值观,加大地方媒体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力度,提高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等方面来提高建构国家认同的有效性.     

“文化中国”重构的知识资源与本土境遇——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本土中国"的文化重构和文化启蒙,为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和思想策略。但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期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往往面临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压抑、在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之间建立"文化认同"时洞见与盲视等问题,使"文化寻根"在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时遭遇了重重的困境与悖论。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过渡人”的国家归属意识寻踪——辜鸿铭的政治认同之一

辜鸿铭,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思想文化史上"极端甚至怪异到不类"的"过渡人",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保守主义者,给后世留下了言说不尽的辜鸿铭形象。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辜鸿铭形象的定位大多在文化层面上,文化辜鸿铭的形象穿越历史的遮蔽逐渐从朦胧走向清晰,而对在晚清社会的政治之网中穿行25年的政治场域中的辜鸿铭着墨甚少,对辜鸿铭这样一个没有建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政论家"关注不够。在政治认同的层次理论框架下,结合辜鸿铭生平轶事,通过对辜鸿铭著译文本的细读,在其生命历程和墨写春秋中能够探寻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的发展踪迹。从"一个中国人"的彷徨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确立构成了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的整体内涵,对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转变因缘的探讨,为深入理解辜鸿铭"尊王保皇"政治认同的独特性、准确描绘辜鸿铭"不类"的政治认同奠定了基础。     

“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文化自觉是人们在文化建构、文化评价和文化选择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主体精神,把文化自觉的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通过"文化自省"理性认知与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积极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建构自身的文化自主地位,进而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和国家发展的文化战略需要,达成普遍性的文化认同,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

作为政治自觉的国族认同与文化民族的自觉,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具体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样式也各不相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传统,本身即蕴含着国族资源,且系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激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实现了由国族建构引导诸民族自觉的基本传统。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网络化时代,面对诸如单一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及非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及困扰,中国尤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明确国族话语,积极引导民族自觉,在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及其人类文明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     

文化同一性的危机与中亚民族主义的认同困境

文化的同一性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作保障,没有平等的公共文化、共享的权利、自由和资源等现代因子的注入,以一元化民族历史文化为诉求的民族认同不免会诱发民族主义的偏狭与自私,而单一的政治文化所导向的国家认同也终究会走向裂变。当下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反映了原有的“苏联公民”的政治文化认同瓦解后,民族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均无力回应国家现代化要求的困境。对多民族的中亚各国来说,建构以公共善优先为价值规范的国家认同不失为民族主义的理性选择。     

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晚清至"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之演化

晚清至"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现代中国人对建构与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激情、想象、企盼和忧思,传达出近代中国在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思想文化诉求.特别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历程,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现代性意义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