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真与认真:阮籍、嵇康与陶渊明人生态度辨析

阮籍、嵇康与陶渊明是魏晋时期著名的三位大诗人,身处当时的乱局,三个人的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耐人寻味,他们都奉行任真与认真的人生哲学,任真即忠于内心而又表现率真,认真即坚持心灵原则,不与世事妥协。在具体表现形态上则各有不同,一个隐忍回避,一个激烈反抗,一个诗酒化解。这些人生态度的选择对他们的人生际遇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阮籍苦闷彷徨,嵇康死于非命,陶渊明长归田园。这种人生态度对于其诗文创作内容与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于人们理解与研究其诗文创作是一个极佳的视角。     

一部厚重的陶学新著——读魏耕原先生的《陶渊明论》

无论在中国文学史还是批评史上,陶渊明无疑都是一位值得反复称道和深入探究的重要人物。他的衰变的家世、他的桃花源式的人生理想、他的五官三休的经历、归隐后的农耕生活,以及他的有关与菊、与酒、与琴等的民间传说,特别是他留下的诗与文,历朝     

论陶渊明诗歌的理想化倾向

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寻阳郡战乱频繁,动荡不安,而陶诗却很少反映这些社会现实,他注重抒写"胸中天",表达对完美人格与理想人生境界的向往与追求;诗中景物多具意象性特征,给人图画般的视觉享受,从而呈现出理想化倾向。这与陶渊明儒道思想的交织、避害保命思想的萦绕以及对世风日下、壮志未酬的痛心有密切关系。     

陶渊明《饮酒》(其五)文化意蕴剖析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人物,他的著名诗赋有许多为人们所激赏。《饮酒》诗(其五)是他对真、善、美追求的流露,其中蕴涵着多层的文化意蕴,本文试从四个方面由浅至深地揭示诗中的哲理意味,从而真正地理解陶渊明的人格魅力。     

苏轼的艺术观念及其文化意义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论陶渊明与东晋诗坛的疏隔

陶渊明的创作与东晋玄言诗风格迥异,南朝的文论家和史学家对他的诗人身份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评价.陶渊明的家世影响、交游情况以及他"质性自然"的人生观,是他与东晋诗坛疏隔的原因.田园题材的创新,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找寻、获得与传播,昭示了陶渊明与东晋文学疏隔的终极意义.     

心灵的感召真诚的攀仰——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论陶渊明之人生

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三位文化大师以融会令古、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建树了丰碑.他们的陶学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光耀的硕果.他们从陶渊明那里汲取的生存智慧,并用心灵体悟陶渊明,用生命解读陶渊明.他们对陶渊明人生的解读总结并光大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生存智慧,其观点力破尘俗,启人良多.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思想体现于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以及诗歌创作.陶渊明的生活呈现了诗化状态,玄学思想落实于陶渊明的生活,形成了诗化表现的特征.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把玄学概念融化于诗歌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的思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     

论陶渊明"采菊"的文化意蕴

陶渊明采菊,风流千载,然其采菊的主要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观赏,也并非如其诗中所云之"悠然".陶渊明的采菊行为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即魏晋时期的服食之风.采菊是为了服食长生,菊花与酒同样成为陶渊明缓解人生痛苦的寄托之物,而认为采菊是其隐逸情怀和独立人格的内涵的写照多半是后人的理解,实际应该是诗歌体现的客观含义.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李郢籍贯、生年再论

李郢籍贯之说,有两种观点：一为长安,二为江南苏州,这两种说法都有缺陷之处。从其诗作及与友人赠答送别之诗中考察可知,李郢原籍长安,后移居苏州、越州等地。至于李郢生年,以其与杜牧、李商隐两大晚唐诗人的往还诗作来看,他应当年长于李商隐而年幼于杜牧,由此可断定其生年在公元803至812年之间。     

张孝祥的临安交游与词的创作论略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词作家,其词的创作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临安五年的为官生活是张孝祥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里,风流倜傥的张孝祥与“三五少年”诗酒唱酬,刻红剪翠,写下了不少词作。这些作品同其前期交游生活密不可分,也深受词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是词人整体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张孝祥词的创作特征的必要考察对象     

论曹植的表

曹植诗文成就都很突出。在曹植诗歌形象中那些隐括着的思想感情 ,在他的“表”中则清楚地表达出来。读他的表文 ,他那当时的处境 ,他那些应对 ,他的识见 ,他一生的悲剧都会在眼前“逸”出来。刘勰说曹植“诗丽而表逸” ,用一个“逸”字来评价曹植的表 ,无论就其文思情感的飞涌充沛 ,还是就其语言修辞的舒卷自如 ,也都是恰切的     

中国大地哺育的俄罗斯诗人:瓦列里·彼列列申

:瓦列里·彼列列申是旅居哈尔滨的著名俄侨诗人 ,远东俄侨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在侨居国外的几十年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 ,出版了多部诗集 ,在世界诗坛上享有盛誉。彼列列申的诗歌表达了流亡俄侨诗人的思想情绪 ,反映了他们的悲哀和痛苦心态。光明与黑暗、绝望与信仰、自我谴责与祈求神灵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他的诗歌的基本主题。彼列列申在艺术上继承了俄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还受到阿克梅派的一定影响。他在中国的许多诗作都是中俄文化融合的成果     

智性之诗与解构的灵魂-袁源诗歌散论

陕西诗人袁源是新世纪以来,将智性和解构贯彻到底的一位诗作者.袁源的诗歌创作是“重智”的.他善于将经典解构,同时又予以重构.解构和对经典的“重写”是他的诗歌创新的一个生发点,甚至是他的灵魂.在“重写”的过程中,他不乏幽默、调侃、“恶作剧”,乃至去抒情、去悬念化的“无意义”,从而为其诗歌带来一种冷峻的先锋性.也因此,他的诗歌没有失重.当然,学习更精确地平衡,乃至优雅,才是袁源走向年龄和诗艺双重成熟的体现.     

情意山水：试论孟浩然山水诗的特色之一

充满作者个人内心情意的山水,是构成孟浩然山水诗审美特质的要素之一。孟浩然创作山水诗的基础,是其心中的＂情意＂与外在的＂山水＂已混同为一的一种心灵状态。     

万叶恋歌中大伴家持与坂上大娘的相闻歌

大伴家持与大伴坂上大娘是两位极具才华的歌人。二人婚前互赠的和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和歌群,一首首浓缩了8世纪中叶时代氛围的和歌在歌风上有别于万叶初期的朴素与真率,更加注重修辞炼句,意境上也更趋于纤巧。在繁若星辰的万叶恋歌中,他们的29首相闻歌是相当耀眼的,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试论卢仝的艳冶之作

中唐诗人卢仝,是韩孟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诗在险怪朴拙之外,另有一类妩媚艳冶之作。因卢仝为诗,喜用寓托手法,故此类作品被人目为或有所寄寓之作。其寓托之意或可分为三种：一、寓托一种家齐国谐的社会理想;二、寓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生命意识;三、寓托政治上不得见用的失意惆怅。     

申报馆与王韬小说之转变

新兴的申报馆在王韬的小说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了两次创作高峰,同时也是两次转变。申报馆与王韬的合作开启了报刊与中国小说作家合作的先河,意味着中国的小说创作在商业资本和近代传媒的介入中酝酿着重大转变,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尝试了小说的近代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