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

“知行合一”可谓王阳明哲学中最难把握的一个命题,这不仅在于其提出角度的特殊性,而且在于其具体指谓的多意性。从王阳明的论述来看,它起码有三层涵义。 一、作为实践中知与行本然关系的描述:“知行本体” 在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论述中,提到最多且贯穿始终的一个概念就是“知行本体”。当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时,就“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此后,无论是“与徐爱论学”还是《答顾东桥书》,“知行本     

论“意”在阳明心学中的特殊作用

"意"范畴在阳明心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贯穿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体系。王阳明通过"意"重新诠释与之关联的"心"、"知"、"物"等范畴,新学说方得以初步确立。并且,"意"在建构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命题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心学诸多命题得到论证、开展的主要理据之一。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成圣之教

“知行合一”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的一个命题,此命题自提出之日起到现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他的学生、同时代学者都曾与他反复探讨过这一命题.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以“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来概括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为后世学者所接受.近现代唯物唯心之说盛行后,人们又进一步把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典型的“销行以归知”的唯心主义,而“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则含有唯物主义因素,这显然是片面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手法.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说放到王阳明的整个心学体系中,放到阳明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那么,唯物唯心的说法,“销行以归知”的说法,都应该重新商榷.因为这些说法都是从认识论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为了探讨认识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是净化人的心体不使一念不善存于新中解决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问题他的“知行合一”说实质上是一种成圣之教一种道德律令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做一疏解.     

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

所谓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不是指在阳明哲学作为"心学"的整体性质外又另存一个与之性格完全相异的"身学",而是指阳明哲学在思维方式和质地上的根身性,它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知"传统的一种回响。身体隐喻、身心一体、身物不二的身体哲学观念与思维,在王阳明论证万物一体、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功夫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理论贡献和实践路径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将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赋予“知行合一”以新时代真“知”、真“行”、真“合”、真“一”的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理论,创新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丰富发展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知和行关系的相关论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继续坚持知行合一,用科学的理论指引知行合一,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中推动知行合一,用自我革命保证知行合一,用人民至上标准检验知行合一。     

论贺麟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贺麟以斯宾诺莎哲学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轨迹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1.认为斯氏《致知篇》的全部宗旨合于王阳明的致良知,把西方理性主义的认知方法与中国“能近取譬”的伦理方法相结合。2.吸收斯氏之身心平行论,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命题阐发出一种新知行合一论。3.用朱熹的理观法解释斯氏之“从永恒的范型下观认事物”,即在物中直观到此物的理念、此物的本质以及此物与宇宙大全的关系。4.重视吸收数学方法与逻辑演绎,其最擅长是“绎理”方法即得自于斯氏“据界说以思想”的方法论。     

他人食饱,公无馁乎?——在"万物一体"与"圣贤有分"之间

王阳明首先以"知"说"万物一体",认其当从"感应之几"上看.感应之几有二用:一方面一气流通,正是万物一体给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另一方面,圣贤有分,人对万物的普遍的恻隐顾惜之情成为万物一体的开始.他也看到,二用又必归一几:"才能之异者"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与"才质之下者"各随其分的尽职精神,二者的搏斗、协调,只能指向人性的陶冶和养成.作为一种理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实质上是一种事关修道的审美直感论,它坚持了儒家知行合一的品格,"行"之而成,与"政治哲学"有很大的距离.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历代哲学家对知行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争论不休.宋代以后,理学家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是盛况空前.程朱把知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本体,把行看作人对客观精神本体的体验,提出“先知后行”的命题.“陆九渊将知从主观之外拉回主观之内,认为心即理,知就在人心中.不过,同程朱一样,他也认为知在先,行在后.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知行观自然不同于程朱,然而也不同于陆九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较之陆九渊更为彻底,不仅认为心即理,而且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陆九渊的知先后行论,将知与行划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有滑向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知,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所谓行,就是去恶正心,回复良知.二者密不可分,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本体,不存在知先行后或先行后知的问题,不可将知与行割裂.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     

“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再理解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超越的道德学说,但它并没有回避道德的现实历史状况.对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不能停留于机械的概念式分析,或者认为它是消行归知或者认为它是以行代知.从王阳明对良知本体与现实主体、道德判断与具体道德知识的区分出发,立足于现实主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性,对现实个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的关系给出了具体的说明,对于新时期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具有十分现实的启发意义.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身心合一论

身心关系为中西哲学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王阳明认为“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身、心、意、知、物五者和合一体而不能相分离,共同构成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真己”,亦即“大我”。“大我”为前对象化、前认知化、前理论化的源初场域：其“心”为源初场域之神感神应,其“身”为源初场域的全幅显现。由于意识的自我对象化作用,人执定形体而落入“躯壳的己”亦即“小我”之中：“身”成为与心、意、知、物相对待的生理基础,“意”成为与身、心、知、物相对待的心理活动,进而两者有“非一非异”之关系。王阳明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重点不在于“小我”层面生理与心理交互作用下的感受与认知,而在于回归源初“大我”以实现生命的究竟安顿,这关涉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等更为宏大的视域。就此而言,中西哲学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有相互借鉴的可能。     

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心物之辩”:论王阳明“心”之本体对意义世界的开显

王阳明在对心体的重新诠释基础上,提出"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旨在对宋儒传统中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作总体的概括和解决。但"心"如何"即"是"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得不涉及"心物之辩"的讨论。正是在"心物之辩"中,通过对"心外无物"和"心意知物"的重新诠释,"心即理"这个基本命题真正在义理上获得了充分的论证。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确立和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试论王阳明的“心即理”说

对于王阳明的哲学体系,明末学者黄宗羲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也。”对这一评述,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但集中概括了王阳明学说的基本内容,则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