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理论视野——对1919—1949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构想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保持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是构建文化中国的生态理念,这一理念反映到文学史上则是努力建构多元一体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章从文化中国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明"边地"这个文化概念,突出"边地文学"的文学吏研究价值,重申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在大文学观的生态视野下对补充和调整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格局提出新的构想.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进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随着文学史观的变化而变化,循环论、进化论、唯物论、实证主义等都曾经影响过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场维度的确立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开放性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现新突破。     

主体论文学史观批判——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为代表的主体论文学史观,是20世纪80年代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阐释范畴.主体论文学史观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性",要求将"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主体论文学史观的这一诉求是针对革命文学史观而提出的,它是主体论文艺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具体化,也是新启蒙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进化论的历史观,以及隐含于这一范畴中的意识形态属性,导致主体论文学史观在90年代后走向衰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数度出现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本文提出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探讨与发现,重视寻找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和思路。文章还对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典型现象分析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等进行了阐发。     

“全球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中的模式化、内在焦虑的问题亟待解决。现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是片面的写作。文学修史要借鉴历史的研究思路加以观照。“全球史观”的思维特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     

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到"战国策派"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文学",明确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出了民族主义的文学要求,并把文学创作与民族国家建设直接联系起来,这在新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在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学实现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现代转型并不断变革发展的历史。其变革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进程相适应,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形势和文学自身的状态,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它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汲取外国文学营养,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和变革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等命题的提出,都是从不同视点对展现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思考。在多重方法论提供的新的文学视野中,我们仍然需要坚持以富有真知灼见的史识,准确地把握其历史现象的认识要点并作出科学的史的阐释。     

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

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处于被怀疑、否定或悬置的状态,致使它被摒弃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外,从而造成一部分文学精神资源的人为遮蔽。有研究者怀疑和否定旧体诗词的合法性,有研究者没有对传统文体在古代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和表现加以区别。要改变对旧体诗词的歧视和压迫,首先需要理解其合理性,也有必要重新厘定“现代文学”的范畴,用“现代汉诗”这一概念来整合20世纪中国诗歌,消弭新、旧诗词的对抗和对立。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追求,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在新的世纪,必须打破新、旧诗词二元对立的模式,把旧体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旧体诗词的发展,又有助于文学和文化观念的改进。     

文学消费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文学现代化的另一个维度——市场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文学生产与读者消费诉求的关系,作家作品在文化图书市场上的命运,文学的消费价值,成为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本文着重以最具有图书出版物特性、与大众读者文学消费最为密切的长篇小说为例,宏观考察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消费与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关系,试图敞开一直被意识形态或“纯文学”的文学史所遮蔽的20世纪处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现实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时代社会的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对于20世纪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以期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评价标准,即在确立文学作品的价值时,将社会的影响和读者的文学消费状况作为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断裂上。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20世纪初的1902—1905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1985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02—1905年,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85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后现代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平衡与差异: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史论

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交流双方鲜为及时地介绍对方同时代的文学。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介绍日本近代文学时带有清醒的功利性目的 ,日本译介中国新文学时则忽略社会的功利价值而注重从文学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学。由于中日两国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变革都已完成 ,双向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局面也便开始形成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敞开与遮蔽：文学史叙述方法及其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洪子诚史著以新的叙史模型重构当代文学场景和演进轨迹,拓新了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叙述空间。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当代文学”内涵的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悄然转化,导致了“洪史”前后叙史深度和风格上的较大差异;以“一体化“作为文学史观和叙史情节结构缺乏足够的统摄力,对复杂的文学历史场景造成了一定遮蔽。洪史代表了一种在学界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叙史理念、叙史方法,对它的剖析有助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叙述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