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

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应对来自西医的竞争,摆脱因所谓"不合于科学"而倍受歧视的命运,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试图毁弃中医传统理论而代之以西医理论,造就一种"新医学"。"中医科学化"的实质乃是中医的西医化,而其逻辑发展的结果也必将是中医学的消亡。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文化现象,更是一个"中国知识"在科学权威下屈服于西方价值的历史缩影。     

20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的特点及其演进

流行歌曲是现代社会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显著变化．流行歌曲兴起并蓬勃发展，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背景、特定的社会生活、多种音乐风格的蓬勃发展使新时期我国流行歌曲具有了独特风格，也形成了新时期我国流行歌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邓小平文化思想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邓小平文化思想研究取得丰富成果。从研究重点来看,主要是围绕着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新时期文化以及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继承发展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     

20世纪中国文学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及其张力

对儒家文化的寻根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其中“五四”时期及20年代,30、40年代和80、90年代尤为突出,且呈现出不同的话语面貌。这种寻根形成了两种张力:一是儒家文化在遭到反叛的同时,也被潜在或公开地认同和赞赏;二是儒家文化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基本上处于冲突状态,但它有时也会被进行现代改造或话语转换。由此得到启示:应当把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与西方等外来文化相互阐发,从而以综合创制的方法来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建构,并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观念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电影性”问题的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关于“电影性”“戏剧性”“文学性”及电影“现代化”的论辩体现出追求新颖性的悖论。“电影性”或“电影化”的自觉是在1980年代初“新启蒙”的西方话语与国内“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合谋的语境中,重回电影本体论与审美论的必然归宿。主体论践行以人为目的和中心的思想启蒙,追随“思想/文化/精神”的宏大叙事,在思维模式上是“反映论”的一体两面。作为形式主体,“审美论”按照表象直接性的知觉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作为合生主体,“反映论”按照因果效验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二者各有其动力因与终极因。     

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构成了新的文化坐标。在这一坐标系中,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民族文化人格开始形成,同时又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呈现出突围姿态。这样的文化坐标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指向,而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多方位的文化辐射。它沟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感,缩短了儿童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通俗化流变

中国小说的通俗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但在 2 0世纪却多次受到排斥。进入 90年代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 ,许多作家自觉认同和接受了通俗化。 90年代小说的通俗化端于“王朔现象” ,并在“新写实”、历史题材小说和各种“新”字旗号小说潮流中蓬勃发展。其总体特征表现为世俗化、时尚化和语言的生活化 ,并呈现出雅、俗合流的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叙事空间的演变

诗化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繁荣,随着社会思潮和美学风格演变,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在诗意内涵和叙事模式上都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叙事空间由前期的完整统一裂变为后期的多维杂存。叙事空间的裂变适应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演变逻辑相适应,是受到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影响的结果。诗化空间的裂变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它既是一种抵制僵化的现实秩序的方法,也是诗化小说应对现实和摆脱边缘化文体地位的叙事策略。     

文艺工作者？大众情人？——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电影女演员（1930—1935）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女明星是构筑都市文化空间的重要影响力量。她们处于公众的凝视之下,为不同的话语力量所交叉建构。左翼文化精英和都市男性观众是参与女明星建构的两支重要力量,赋予了女明星多重意义,给了她们实现社会身份变迁的机会,也使她们陷入新的困境。游走于机遇与困境之间,女演员小心经营着自己台前幕后的生活,在提升了社会身份的同时,也让渡了身为女性的自主权利。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曾掀起一波农村金融的浪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若干商业银行展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及农民个体的贷款,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思路和操作规程.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当时上海等少数大都市游资汇集而广大农村却严重缺乏资金的资源畸形配置状况,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需要解决受体的设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受体,它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它以加入者的信用来降低贷款风险,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信用共同体的发育.农村新式金融的品种设计是从实际出发的,风险防范是有效的.农村新式金融可以做到低成本和薄利润,农村新式金融专业机构除了在开创期需要政府投入外,其日常经营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参与其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     

谈新形势下“80后”大学生的教育培养

特点鲜明的“80后”大学生群体，对我国传统的高校教育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80后青年”在奥运火炬传递和汶川地震中所表现出的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再一次提醒人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客观地去评判他们。高等教育工作者要在充分认识和了解他们成长经历的基础上，理解他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做到有针对性的因势利导，坚持激励与矫正相结合，做好“80后”大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     

新时期河北人文精神观照下的铁凝创作

铁凝的创作与燕赵文化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其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中蕴涵着坚韧质朴、重信尚义、宽厚包容、求实创新的河北人文精神.从探求理想与现实的和谐、女性视角的深刻而不偏执、乡土荷花的传统坚守与时尚创新等方面,可以寻找到燕赵文化在铁凝作品中留下的踪迹,它们共同为构建新时期河北人文精神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科学观念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高潮,在这一历史的轮回与上升中,"科学"不仅是作为一个旗帜或者思想的动力资源被秉持着,而且"科学"自身的内涵与科学精神的外延也被积极地探索着和丰富着."科学"及与其相关的科学观念始终是五四时期、80年代文学与思想领域的关键词,透过不同时代对它们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可以从中折射出启蒙思想的变异及其深化的轨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色列成功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再探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以色列却在此期间成功地拥有了核武器。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隐秘的"核国家"并非因为美国的"帮助"或"双重标准"政策,而在于它不仅具备了发展核武器的各种要素,同时又巧妙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成功抵制了来自外部的重重压力。不过,虽然以色列最终成功地获得了核威慑能力,但在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压力下,也只能以"不可见(invisible)"的形式秘密拥有核武器,并失去了通过公开途径成为"核国家"的最佳时机。     

论20世纪50年代"新英雄人物"创作规范的建立

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引进和“两结合”创作理论提出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新英雄人物”创作规范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创作规范的建立过程一直处于一种“政治性、理想性、阶级性”与“写实”的张力之中。也正是这种张力的逐渐失衡,孕育并终于造就了“文革”文学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诞生。     

论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

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由于出版主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感认同”,新文学图书出版在五四高潮时期曾一度兴盛,之后遭到冷落,直到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下半期才又迎来了新的辉煌。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得益于新文学阵营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以及现代出版体制造就的文学市场的渐趋成熟和不断扩大,同时还不能忽视现代出版经营策略的重大作用。这一出版现象是新文学由先锋向大众转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出版者由追求出版的文化性向注重出版的文化性与商业性统一转化的重要标志。     

新时期华侨高等教育的变化特征

本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自 1978年国内华侨高等教育恢复以来 ,在办学方针、招生对象、培养目标、就业地区和教育理论等方面随着我国侨务事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变化 ,突出反映了新时期华侨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揭示了当今华侨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