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     

试述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身心互动"理论

中国传统医学中有关“身心互动”的理论强调身心的相互作用。其中 ,身心互动的生理学过程显示 ,身体的脏腑功能、血脉运行对于情绪、意识和精神活动起到物质基础的作用 ,而情绪、性格、人生态度和信念影响人的躯体易感性和身体健康。身心互动的失调可以导致各种身心疾病 ,因此 ,中医的治疗思想主张整体论治。“身心互动”理论对于当今维护国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谭嗣同的“心力”说

谭嗣同的"心力"范畴指的是主体的精神意志,他把"心力"看作自主选择的道德主体的意志力量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唯意志论倾向.此说具有反天命论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论理性而自由的心

人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莫过于人的思想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内心的浮躁、焦灼、忧郁和心灵异化。因此,安心立命乃是人的首要任务,也是哲学研究的根本命题。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天命、道理、人性统一于心。人“心”乃是人对于世界理性认识的内在自觉,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总枢纽和人内存的真理性世界。自由意志是人的所有意志里最为强大的,也是全部意志的前提与基础。“心”即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综合表现。为人处世,养心为要。养心之道：一是要正其心,明其性;二是要重细末,重内省;三是要守规矩,有恒心。吾在吾心,从而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浅析

“心外无物”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之一,王阳明试图通过“心外无物”的理论纠正程朱理学以来形成的那种从心外求理的误区。在王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当中,心的感知意义处于次要地位,道德至善之心才是此心的根本,相应的物也不再是孤立于人之外的冰冷之物,而是与人相关的“事”,甚至于是人的道德行为。王阳明论述“心外无物”的目的是要通过“成己成物”的教养历程,将外在于人的“物”,纳入到主体的“心”中来,将作为良知的善良意识凸显出来,但在其凸显出了良知的同时,却极容易走向自然人性论中。     

梁启超的“心力”观及其哲学基础

梁启超对心力的理解有四个层面:一是在心理意义上的心力,指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心力,表现为"心本论";三是在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意志力";四是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向"共同业力""民族意力"。其哲学基础指向"情理之辩""心物之辩""力命之争"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逻辑发展"。     

中国心视界下的“厚德载物”论析

中国心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其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中，“厚德载物”中的“物”是一个人所具有或想取得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身外之物，“德”是与它们相符合能够承担起这些身外之物的心理素养。“厚德载物”就是不断培养、增进、厚实或提升与人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相匹配的素养即德性。否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依据这一概念，“中国心”是承载中国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要做一个能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责任或使命的中国人，就必须培养和增强中国心。承担的责任或使命越大，“中国心”就应越强越大。基于此，德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中国心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作为重要教育内容。     

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类比诗性思维与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以“启蒙”为中心考察

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除了源于对神话学理论的译介和传统诗学用典意识的积淀等之外,“启蒙”使命更是关键因素。促成这两者联姻最重要的契机就是类比诗性思维,这表现在新诗作者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或内质来类比中国现代“启蒙”文化,而类比思维恰恰又是中国神话的鲜明精神结构和国人的思维个性、文化特征。     

主体意识与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近些年来在我国社会中的失落,与所谓的主体意识的“高扬”是直接相关的。这就是说,一些理论家在否定或贬斥雷锋精神时,是将雷锋精神排斥在主体意识、主体精神之外的,他们将雷锋精神视为“奴隶主义”、“工具主义”,视为消极顺应党的意志和社会环境的“群氓意识”,因而绝对否定雷锋精神与所谓“现代社会”具有相容性,否定雷锋精神